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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照片上抹去，又被驅逐到小亞細亞，輾轉北歐周遊列國。可托洛茨基像討厭拔牙一樣憎恨攝影，全歐洲的攝影記者都很難拍到託氏尊容。歐洲最著名的《VU》雜誌總編為此懸賞天下勇夫，並親自前往哥本哈根大學現場聆聽託兄侃山。講演即將結束，被繳了械的攝影記者們，徒恨殺龍有技，拍照無門，《VU》總編大失所望，就在這時，身著管子工破夾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鑽了進來，當眾裝模作樣地拆開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腳地裝了回去。當夜，“火狐”塔羅一個電話打到《VU》總編輯的臥室：“老總，卡帕先生已經獨家拍得托洛茨基……”席夢思上的總編輯一躍而起：“嗨，小妞兒，別再跟我哩格兒楞了！快讓你那個寶貝兒來我這兒上班吧！”

三、沒有這個“妖精”，就沒有卡帕誕生

髒兮兮的小夥子從此改名羅伯特·卡帕，走路匆忙，像有什麼大事急需他去處理。他的眼睛像西班牙獵犬，上唇帶著小心把持的冷嘲熱諷，微笑的面孔好運不斷……他挎著“火狐”塔羅奔赴西班牙內戰，以一幅《士兵之死》名聞天下，成為海明威、斯坦貝克、畢加索、喬治·奧威爾的生死朋友。1937年9月，卡帕對採訪他的《紐約世界電訊》介紹《士兵之死》：“在西班牙拍攝不需任何技巧，本能地拍下來，就是最好的照片。”

卡帕還拍到一個男子朝自家兄弟院子扔手榴彈的精彩照片，“交戰雙方都討厭攝影記者，進入戰場十分危險。”戰鬥促使攝影記者腎上腺素突然上升，這種感覺極容易上癮，演變成比飲酒、美女、吸毒更奢侈的另類享受。如果一個人長期過危險生活，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喪命，他就會把生活過到極致，真正體會人生的樂趣。

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也趕到現場，他在卡帕身邊親眼見證“機槍在逃跑的人群中畫出複雜的掃射圖案。”有人急著生，有人急著死。事後，白求恩和卡帕一道趕往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臺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毛澤東專門寫了悼念文章——《紀念白求恩》。

卡帕：自由屬於人民（3）

1937年7月9日，卡帕的經紀人“火狐”塔羅寫了這樣的話：“我們都認識一些極優秀者，他們都在戰場上死於非命。想到他們，就會產生荒誕的想法，覺得自己活在世上很不公平。”

卡帕去前線前把“火狐”交給加拿大志願者泰德·艾倫，艾倫是白求恩輸血隊的指導員。艾倫一眼沒看住，“火狐”塔羅就被飛馳而至的坦克撞倒，不治身死，時年26歲，埋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墓地。正如那句古語：“真誠的愛情不僅是To　find　the　right　person；更是To　be　the　right　person。”卡帕從此沒再結婚，可也沒斷女人，連英格麗·褒曼的求婚他也予以拒絕。他有才華、膽識、勇氣和男人的野性，讓女人心醉的同時，也很容易讓她們心碎。

卡帕不停地酗酒，自責——“她跟我一起總是安全的，她會按照我的樣子去做。”親眼目睹“火狐”之死的艾倫更加自責，他1995年死於蒙特利爾，據艾倫的兒子諾爾曼·艾倫醫生對外披露——父親至死都在為卡帕的女人痛不欲生。

1937年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內戰》，扉頁上赫然一行黑字：“獻給塔羅，她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並留在了那裡。”多年後，卡帕出版自傳體小說《焦點不實》（Slightly　Out　Of　Focus），文中隨處可見“火狐”塔羅紅髮碧眼的魔鬼身材，沒有這個妖精，就沒有“卡帕”誕生。“火狐”之死讓卡帕重新審視戰爭，戰爭不是簡單的“正義對邪惡”的十字軍行動，交戰雙方都有暴行，都有複雜的國際背景。

卡帕開始與記者喬治·奧威爾（Eric　Arthur　Blair，《1984》和《動物莊園》的作者）、赫伯特·馬修斯（Herbert　Marcuse，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為伍，逐漸成為最具客觀精神的戰地記者，於是雙目中總流露出一股使壞的眼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貝克的第二任妻子伊倫娜說：“卡帕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

1995年，西班牙文化部長埃斯帕蘭薩高度評價卡帕拍攝的《士兵之死》：“那是一個大眾的偶像……展現了視覺力量，與畢加索的《格爾尼卡》不相上下。”英國學者卡羅琳認為：“卡帕表現了戰場死亡的英雄情結、悲劇氣質，強調超越集體的個人價值。”海明威第N任妻子瑪莎·格爾霍恩也說：“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與專政獨裁作對，與國家社會主義作對，與希特勒的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