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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守、相都任命自己的心腹當督郵，對方年紀也擺在這兒呢，下巴上連毛都沒有，就被賦予如此重任，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可是督郵終究只有糾察權、彈劾權，沒有絕對的處置權，對縣丞、縣尉還能作作威福，對他這個墨授長吏（縣令、長），就連太守也不是說免就能免的，得先奏報朝廷。我就不信了，到時候你彈劾縣丞斷案不明，我彈劾你無理翻案，外加索賄受賄，看你們兩個誰更丟臉——我的臉反正是丟不了的。

殊不知他心裡正在這麼想著，是勳的內心活動也與他殊途同歸。

昨天晚上，當是勳說出“所謂道理，不在於天，亦不在於心，只在口舌之間爾”這句話以後，盧洪先是點頭，接著又搖頭，糾正他說：“長官所言，亦不全面，以末官看來，所謂道理，只在刀頭之上，印匣之內。”

是勳心說我還以為自己說話太白，有點兒粗俗呢，想不到你說得更白——人艱不拆啊老兄。他若有所悟，想了一會兒，問盧洪：“倘若易位而處，你是督郵，會如何做？”

盧洪回答道：“倘若是末官，那便勒令寧可捐出全部家財來給官，以贖其死罪。再連夜修書，呈文郡府，彈劾成陽縣令、丞、尉——縣尉之禮未至，那又如何？便說那箱金帛也有他的一份。對付這些害民的蠹蟲，又何必太多證據，羅織可也！正如昔陽球之殺王甫，是先有了證據呢，還是先逮起人來的呢？”

他所說的王甫，乃是漢靈帝時代的著名宦官，與曹節等人一起發動宮廷政變，殺死了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掀起第二次“黨錮之禍”。王甫最後是被著名的酷吏、司隸校尉陽球所殺，但是陽球可不是遵循正規司法程式，先蒐集全了證據再去逮捕王甫的，而是趁著王甫離開宮廷，放假回家的機會，上奏說他有罪，然後把王甫父子、同黨全都逮了起來，就藉著審訊的機會，亂棍活活打死。王甫被殺，雖然大快人心，但要是一板一眼按照法理來算，陽球連屈打成招都算不上——他光打了，根本就不需要你招。

聽到盧洪這麼一說，是勳就不禁悚然而驚。他站起身來，繞著屋子徘徊好了幾圈兒，才突然一拍手掌，把事情徹底給想明白了。終究他是來自於兩千年後的靈魂，那時候雖然也說不上是徹徹底底的法制社會，但建設一個法制社會的理想已經深入人心了，程式違法的危害也廣為人知了，這就在他頭腦中形成了一個極大的盲點——這可是東漢末年唉，不要以為有份《漢律》擺在那兒就是法制社會啦，這年月還是徹底的人治啊！

如今自己肩負一郡的監察大權，更重要的是，深受太守曹德甚至是刺史曹操的信任，對於一樁小小的案子，說翻就翻了，對於一群小小的貪官，說辦就辦了，難道曹氏兄弟會打自己的回票嗎？關鍵不在於證據充分不充分，而在於自己是否能讓它顯得充分，在於道理上是不是能夠自圓其說。而且，這道理還不是擺給天下人瞧的，而只需要擺給曹氏兄弟瞧就行，他們說透過那就透過了——正是所謂的“長官意志”：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這一層想通以後，是勳立刻坐下來彈劾成陽縣三名官吏貪贓枉法，賄賂上官，把自己的種種分析全都詳細地列給曹德看，至於證據不證據的，那重要嗎？寫完了叫一名家奴拿著，順便帶上那口箱子，連夜出城，前往濟陰郡治所定陶。他要是光派個家奴出城，肯定會使耿縣令他們疑心，可要是再帶上賄賂，對方就會以為是督郵著急把錢送回家裡去哪。

等家奴出了門，是勳想了一想，又問盧洪：“寧可之案，固然可以說動曹濟陰發回重審，也可如卿所言，命他捐財以贖死罪，但卻難以即刻翻案。倘若他們趁此間隙，在獄中謀害了寧可，又如何處？”

盧洪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寧可死不死，真的這麼重要嗎？還是說……長官看上了他的家財？”

是勳冷笑著搖頭：“我倒是不貪他的家財（其實他心裡說，我貪得要命，但是這個節骨眼兒上，還真不方便拿），只是想到萬一他死以後，那些家財都要落到貪官汙吏手中，卻實實的不甘心哪。彈劾在我，決斷在曹濟陰，倘若不判縣令等人死罪或抄家，他們以印綬換得萬貫家財，也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盧洪沉吟少頃，回覆道：“若以《漢律》而論，寧可確實難逃一死，除非……”

耿縣令想這案子想到很晚，是勳和盧洪商量這個案子，也商量到很晚。第二天終於正式交鋒，是勳就說案件的相關人證、物證，包括滴血認親，那都沒有問題，但就是最後結論不對，判案不公。耿縣令他們就奇怪了，既然證據確鑿，那寧可就該死罪啊，判得有什麼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