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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時候，一度十分抗拒進食，有一回，正在角落裡負隅頑抗的她，大概實在是被那隻總在嘴邊晃來晃去的勺子逼急了，遂一臉誠懇地央求我道：“爸爸，我要吃‘不吃’。”

這個baby詭辯家似乎於情急之下發現了關於“不吃”的真諦，即“不吃”其實是可以吃下去的食物一種，只是我們不習慣吃它同時也不會輕易把它列入日常的飲食清單罷了。換言之，所謂“不吃”也是吃的一種，其實就是“吃不”，“吃”的正是一個“不”字。

主動的不吃，分為絕食和厭食兩類。絕食和厭食其實都是抗議性的，只是前者針對著他人的言行，後者則針對自己的靈肉。現代醫學認為，絕大部分的厭食症是由減肥所引起的。在自我形象“過肥”的巨大壓力之下，減肥者的腦下垂體功能逐漸出現失調，嚴重的就會進入厭食狀態，最後，患者或因體內欠缺營養，免疫能力削弱所導致的各種併發症而斃命，或因無法承受的心理和生理的雙重壓力而自殺。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厭食症患者其實並不厭惡進食，只是為了要達到極端的減肥效果而給自己選擇了一種叫做“不吃”的風險性食物。因此，相當部分厭食症患者在厭食的同時，常常又會夾帶暴食的傾向，已故英國王妃戴安娜，生前就一度因受到厭食症和暴食症聯手打擊而備受體形和情緒的雙重困擾。

至於“木匠”的主音歌手Karen　Carpenter，則是與厭食症進行了八年的艱苦抗戰之後，終於在一九八三年不支倒地。

與厭食相比，絕食要酷得多，它是一種事先張揚的，帶有濃厚表演和博弈性質的公開的“吃不”，是“吃不”的最極端、也是最複雜的體現。他的極端和複雜，主要表現在厭食是一種單向操作，而絕食卻是一種互動遊戲。

為了表達某種情感或達到某種目的，人和動物都會採取絕食的行動。就連智力發育正常的三歲小孩也深諳以慢食、怠食或絕食來與父母抗爭，進而爭取到自己的心儀之物。因此，絕食者的目的是為一己私利還是為大眾福祉，乃是對於絕食行為的價值和道德評估之基準。

如果說到了晚期的厭食症已因其自作自受而逐漸失去他人的同情，那麼，自覺的絕食卻往往能自始至終地讓旁觀者處於飽滿的激動狀態。古往今來，絕食的萬般激｜情，可以歸結為這樣七個字：“我餓，但是我吃不下。”

絕食是壓迫之下的一種劍走偏鋒的抗爭，我們當然不能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絕食”，但是，甚為中式酒囊飯袋的一員，儘管我一向對中外絕食者心懷景仰之意，卻從來都不贊成絕食這種透過跟自己過不去來達到與別人過不去之目的的表達或抗爭手段。相比之下，我更欣賞“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以及“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這一類現實主義的信條。

甘地是歷史上最偉大、最成功的絕食者，對於甘地來說，絕食是家常便飯，也是他的終極武器。據統計，他的一生共有十六次絕食，其中有兩次絕食三週，最長的一次竟堅持了七七四十九天。作為“不合作”思想的外在行動，絕食以其與自己的口腔腸胃的“不合作”，揭示了一個天真的道理：正常地按時定量進食，竟然也是權威、體制和主流話語要求大眾予以“合作”的專案之一。

甘地的絕食技能及其絕食成就，乃經過特殊訓練，大小朋友切勿模仿。

要知道，這種所謂的“特殊訓練”，除了長期的素食和節食訓練以及印度“瑜伽文化”的滋養之外，“特殊訓練”更多的實際還是指因絕食固有的互動性特徵而要由雙方共同遵守的一種遊戲規則：一方面，絕食的一方除了信念、意志的堅定，還必須嚴格履行絕食諾言，即絕食期間除了水、橙汁和牛奶等流質之外，不可以任何方式攝入任何食品，並且得接受大眾監督，此外，絕食者最好是一個本身就偏瘦的人，胖人絕食，非但不能有效地感動公眾，反而有可能蒙上“趁機減肥，假公濟私”的不白之冤。另一方面，“被絕食者”也必須是一個或一群能夠把另一個人的主動不吃飯當成一件嚴肅的事情去看待的人，不然的話，甘地傳記裡就不會特別地指出“甘地用絕食的極端方式來使受過教育的殖民者感到羞愧”。在某種意義上，甘地以艱苦卓絕的絕食最終征服了殖民主義者，同樣的行動，卻無助於正確處理文盲人數高達85％的印度人民的內部矛盾。

當然，絕食者不太可能在絕食行動開始之前驗證對方的文憑，事實上，“受過教育”也並非任何時候都是牢靠的，一九六三年在西貢街頭一絕食的最激形式——自焚向吳庭豔當局表示抗議的越南佛教徒，非但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