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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揚州炒飯”和“福州炒飯”只在粵菜館的語境中才有意義，無論如何，你都不可以打電話通知酒店洗衣部的職員說：我有一件襯衣，請用“福州洗”，而另一件西裝上衣，一定要“揚州洗”。

此外，我認為“人名食品”也會造成不大不小的語法混淆，譬如，習慣了“豬肉”或“牛肉”這樣的片語之後，接著上桌的一道“東坡肉”，冷不丁地就會把人嚇個半死。

數字派，是中菜命名學裡最有文化最有生命力的一支，幾乎包含了中國民俗和漢語文學全部的修辭技巧。

“以”字部的菜餚，常做“一品”，多為貴重之物，原因可能與“一品”這個尊貴的古代行政級別有關，充分體現了吾人對權力的念念不忘。“二”者，雙也，碗碟裡的“雙冬”（冬筍和冬菇），“雙丸”（牛肉丸和魚肉丸）歷來深受歡迎，當然“二鍋頭”則另當別論。

至於“三”這個數字，對於中國數術和中國菜名來說，均代表著某種神秘的力量，以至於以“三鮮”或“三絲”為關鍵詞的菜名比比皆是，據不完全統計，古今饌名中所含之數字以“三”為最多，在六十個以上。

《四喜詩》所列舉的四件中式喜事為：“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故，只要把四塊平淡無奇的紅燒肉盛在一個盤子裡，就可美其名曰“四喜肉”，聚集四粒極盡家常的肉丸，便得名“四喜丸子”而登上喜宴。

接下來從五到十，也是各自精彩，曾有好事者以一至萬自撰了一套完整的數字化宴席選單：

十菜：一品鍋，兩做大蝦，三色菠菜，四喜丸子，五柳魚，六殼蒸雞，七星子蟹，八寶鴨子，九轉肥腸，十色豆腐；

一湯：百燕打傘；

一面點：千層油糕。

萬字不太好湊，一方面在吃食上即使臉皮再厚，敢於稱“萬”的終究不多，另一方面，可能是對“萬”字這一皇家御膳之常用吉祥符號的避諱。好在還有“飯後煙”這一說，這場數字化盛宴於是就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萬寶路。

不管數字有多美好，始終無法迴避的，還是字尾於菜名的那一組組毫無情趣可言的阿拉伯數字。

雖然隱喻、含蓄乃漢語修辭及中式美學的特徵，不過，站在吃喝的角度，我始終認為這種修辭手段還是應該更多地適用於情書或辭職報告之類。

就拿粵菜來說，由於廣州在歷史上一向遠離宮廷，本地的文人雅士多不入流，故菜譜的文體和文風亦不太講究，以直來直去者為多。只是那平日裡看得明明白白的字們，每到農曆新年，卻齊齊變身為四字吉詞，如“大展宏圖”、“發財好市”、“金玉滿堂”，就像是春聯貼錯了地方。當然，久居廣州者，想必都懂得“大展宏圖”是魚翅，而“發財好市”其實是髮菜燜蠔豉，在大多數節慶喜宴的菜譜上，一個外地人多少也能猜到，“碧綠”可能是蔬菜，“玉樹”則應該是一條較長的蔬菜，至於“鳳凰”為什麼會是雞蛋，“珊瑚”何以竟指蟹黃，難免就會有點暈菜。

過度的隱形書寫發展到極端，就會出現一種並不常見，但是非常超現實的菜名。曾有報道說，河南一飯館老闆，“為了痛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罪惡行徑，激發鄭州市民的愛國熱情，推出了幾道客人既愛吃又解氣的‘愛國菜’”；“克林頓萊溫斯基”，“椒鹽北約”，“轟炸白宮”。除了“萊溫斯基”是雞之外，估計“轟炸白宮”是一種鍋巴，因為二戰時代因東京遭盟軍空襲，重慶某菜館曾推出過名噪一時的“轟炸東京”，即鍋巴肉片，取其上桌時之轟然有聲。

這件事情過去以後，最近我又在報紙上讀到一文，說成都某鄉土菜館，有名菜叫做“火爆大使館”，其“真相”則是川菜常見的“火爆肥腸”。以我的IQ，儘管能立即猜中“萊溫斯基”是雞，但豬大腸何以跟“大使館”拉上關係，卻著實傷了一會兒腦筋。當然，一分鐘後我還是有了答案，同時也有了一個結論：以憤怒的名義飲食，以滑稽的結果排洩。

中文當然是很好吃的，是天底下最美味的文字，古今中文食名亦不乏佳構，像“佛跳牆”或“女兒紅”，這兩個名字好就好在：第一、生動傳神而且用典適度，既達意，又傳情，有典故，有故事，不復雜，有動感，有顏色，有知性，有感性。

只有在追憶中，漢字才有慢慢滋生出美味的可能，而且是極其縹緲的，屬於“色香味”之外的另一個感受系統，直接用來“配菜”，往往不能收效，反而大煞風景。好的菜名，應該在現實和浪漫、典故和直觀以及書面與口語間取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