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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飲食

莎劇中的飲食，常流露出嚴重的暴力傾向。比較突出的例子見《王子復仇記》《馬克白》，而在《泰特斯·安德羅尼克斯》�tus　Andronicus）第五幕第三景中，甚至還出現了碎屍人肉宴的血腥場面。

這並不全是劇情的需要，因為莎士比亞在某一個場合也曾說過：食慾是人類心中的一匹惡狼。

人類心中的惡狼不止一匹，而是成群結隊。同樣，用食物來對付這些惡狼的方式也不止一種。在驅散人群所用的鎮暴武器之研發上，食物的成分正在日益加重。例如，胡椒粉這種常見的調味品，今天已被廣泛使用於“胡椒噴霧”；辣椒也早就不是川菜的專利，辣椒水的古典瘋癲以及催淚彈的現代文明，都能使空氣中瀰漫著麻婆豆腐的味道，區別只是暴力及其程度的合法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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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暴力的食品化有助於將暴力降低到最低，不如視為一種互相的曖昧化過程。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在高壓水炮中加入適量比例的香檳，或者在水炮的發射上直接借用香檳的開啟方式，無疑將令被驅逐物件產生極大的困惑，並且深陷於一種突如其來的尷尬境地。“香檳水炮”在人群中揮灑出的那種慶典的色彩及味道，足以令巴赫金為之目眩神迷。同樣，蓋在比爾·蓋茨臉上的蛋糕或擲向美國農業部長格利克曼的豆腐，相對於投槍匕首，一方面便於被襲者做出迅速的自我解嘲，另一方面，襲擊者也藉此獲得了“享受”最輕懲罰的機會。

一九九五年的美國電影《死亡晚餐》�e　Last　Supper），以黑色喜劇的方式把暴力飲食發展成美學：同室的五個博士研究生自行授予了一項資格：對思想“不純正”的人判處死刑，方法就是一一頓週日晚餐來展開連環的殺戮。當可否“為除惡而殺人”以及一個人是否有權評斷他人思想的正確性這類道德習題在一席豐盛酒宴之上被深入探討之際，食物所散發出來的死亡氣息，令影片的角色和觀眾都不寒而慄。

捱餓以及斷食是一種常見的懲戒，反過來，強迫一個人吃下他不願吃的東西，則是比捱餓更嚴厲的懲戒。作為懲戒的飲食，並非不可食之物及不潔之物，反而常常刻意地以正常的飲食方式進行，這正是暴力所在。憶苦飯就是一例。當然，憶苦飯作為共同文化背景下的飲食，與英超球會溫布林頓的跨文化懲戒相比，仍屬溫柔。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賽季，溫布林頓頒佈了一項罰則：如果一場比賽被對手射進四球或以上，隊中的四名球員將被強迫看完一出歌劇的整套製作過程或者在賽季結束時去一家黎巴嫩餐廳吃上一頓中東大餐，包括生肝、煮駱駝腦及煎綿羊睪丸。

我不大關心溫布林頓的賽績——主要是球衣太難看，缺乏明星倒在其次——因而對是否有人真去了那一家黎巴嫩餐廳以及相關情景的報道亦未作跟進。不過，如果溫布林頓買到了戴伊這樣的中東籍射手，同樣的懲戒頃刻間就變成了獎勵。

其實，獎勵或懲罰，本質上都是同一種儀式，正如厭食症和暴飲暴食乃同一病灶的兩種爆發方式。像已故英國王妃戴安娜那樣同時患上厭食症和暴食症，也並非罕見的病例。厭食和暴食看似自我懲罰，本質上也是社會性的壓迫。人莫不飲食，人莫不受惠同時也受制於飲食。食物的暴力品質若比之於瘋癲，同樣會像福柯所說的那樣，不可能發現在蠻荒狀態，只能存在於社會之中。

聚眾吃喝

要一個人獨自進食，即使不算懲罰，在中國文化中通常也被視為不幸，一種不無悲涼的境界。漢語對獨食情境的描述，大都乏善可陳，依據“胡亂吃了些”搪塞過去。

單獨進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著個人與社會暫時隔絕的處境。敦煌社邑文書顯示，一個人申請加入某社團組織，條件就是請大夥兒撮一頓。伯二四九之“投社人馬醜兒狀”：“鴛鴦失伴，一隻孤飛。今見貴社齋集，意樂投入……入社筵局，續當排備。伏乞三官眾社等乞此收名入案。不敢不申，伏請處分。”成為會員後所須履行的義務，大部分皆是飯局，無故缺席者受罰，至於罰則，就是請大夥兒再撮一頓。

不是存心敲竹槓，捉弄freshman，也不是為了解饞，龔鵬程教授指出，吃喝是“接納某人成為一個群體的進入儀式。中國人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