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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吃人肝。他把活人綁在木柱上，剖開肚子，割下肝臟，炒熟了吃。據說當趙思綰把肝吃完之後，那被割下肝臟的人還在柱子上慘叫。據統計，趙思綰從作亂到事敗，共吃人肝六十六副。公元前六六一年，翟人攻入衛國，殺了衛懿公，生食其肉，然後拋棄了他的肝臟。當時出使在外的衛國大臣弘演聽說國內有變，急忙趕回來，一看見懿公的肝便痛哭不止。他想了一個辦法：自殺，以自己的身體為襮（表層），再讓人挖出自己的內臟，然後把懿公的肝裝入他的腹腔來入土安葬。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的兒子朱有熹也有生吃活人的嗜好，與趙思綰一樣，最愛生吃人肝、人膽和腦汁。據史料記載，每當天黑以後，朱有熹只要看見有人經過他所居住的王府旁邊，就命令手下人把他們引誘到府中殺死，供他大快朵頤。

我們當然不可能、也更不想去知道人肝究竟有多麼好吃，不過我們實在也不必因此而去指責古人的變態。我發現，中國古代思想中對“肝”和“膽”這兩樣東西很有一些遠遠超出生理常識之外的獨特看法，是我們至今所不能理解的。當然，在飲食的意義上，如果你並不堅持海膽也是“膽”而且是一種“渾身是膽”的東東，其實動物的膽通常都不好吃，最起碼不會比肝臟好吃。所謂“龍肝鳳膽”只是說說罷了。除了熊膽和蛇膽曾經入藥，人的肝膽，還是留著“相照”的好。

飢之甚為餓

飢餓是我們每天都必須面對的一種身體感覺，這種感覺可以把我們帶上天堂，也可以把我們推下地獄。生活在如此大喜大悲的剃刀邊緣，能不以戰戰兢兢的恭敬之心以進吾食乎？

吃飽喝足，即使肉身不在天堂，天堂亦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忍飢挨餓，儘管是身強力壯，富貴榮華，也不得不徘徊在地獄入口。猶如莎士比亞在《亨利六世》中所寫到的那樣：“我現在飢餓難忍，即便賒給我一千年的生命，我眼前也挨不過去。”王朔的名言是：“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金錢卻是萬萬不能的。”套用在吃吃喝喝的人生問題上，吃喝也不是萬能的，沒有吃喝卻是萬萬不能的。

按照約定俗成的方式，這種感覺每天分早午晚三次找上門來。正是這三聲裡應外合的“命運敲門聲”，一日三回地提醒著日常生活的幸福快樂以及人生之無奈之“化學”，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其實，“饑”、“飢”與“餓”並不是完全相通的一回事，最起碼在字面上。按清人陸以湉所訓：“谷不熟為饑，腹不實為飢，飢之甚為餓。饑，飢，古異義，後人通用，誤也。”（《冷廬雜識》）即便如此，“谷不熟”卻仍然是“腹不實”的唯一起因，無論是遊牧還是農耕，土地裡的歉收或者失收始終是人類足以滅頂的災難。

如果說“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日常生活的開門七事，那麼，所謂“刀兵盜賊水旱飢”就是在人類歷史上無窮無盡迴圈上演的七難。飢餓不僅是一種個體感覺和私人敘事，同時也一直是歷史的宏大敘事。當一個人感到飢餓的時候，從腸胃到大腦，被喚起的其實是全人類連綿不盡的集體記憶。

也許正因如此，與其它的生理反應相比，飢餓給人在肉體和精神上帶來的感受竟是如此的強烈。

“飽漢不知餓漢飢”，這是一件讓人十分生氣的事，不過，這種行為卻也是十分值得體諒的，因為一個人在飯前飯後的思想以及思想方法，實在可以有微妙乃至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但是另一個“餓漢”義憤填膺，甚至連“飽漢”自己也常常會對此深感不可思議。

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所謂思想，實在可以分成如下兩類：第一類，是飯前的產物；第二類，是飯後的出品。因而，理所當然地，這些思想的受眾也被劃分為如下的兩類，即吃飽了的和餓肚子的。誠如泰戈爾所言：“當你歌唱的時候，飢餓的人就用他的肚子來聽。”

儘管如此，得以流傳下來並且成為經典的思想以及正在源源不絕地生產出來的思想，絕大部分都是飯後的產物，在太史公所列舉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這四個代表性事件當中，算起來也只有《離騷》是被放逐的屈原在“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種全天然全素食兼半飢不飽的狀態下所作出，其餘的“發憤之所作”，大抵都是聖賢們的飯後所作。故而，人類的進步思想以及所謂的“菁英思想”，也大抵都具有貶低生理飢餓而誇大精神飢餓之傾向，亦因如此，就連這些思想本身也被稱之為“精神食糧”。

飽暖而思淫慾。精神的飢渴固然苦悶，不過，英國作家J·K·哲羅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