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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弗蘭妮說，但父親用他夢幻般的口吻為我們解了圍：“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一切絕不會發生在今天。也許你們覺得更自由了，但是規則也變得更多。那隻熊不可能在今天出現，因為現在根本不准它‘存在’。”這時我們都安靜下來，一下忘了鬥嘴。父親一開口，連弗蘭克和弗蘭妮都能安安穩穩坐在一起不吵鬧；我也可以緊靠著弗蘭妮，感覺她的髮絲掠過我的臉，或者腿緊貼著我，一旦父親講起故事，我連弗蘭妮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莉莉會死寂無聲地坐在弗蘭克的膝蓋上（也只有莉莉會這種坐法）。蛋蛋那時太小聽不了什麼，更別說聽懂了，不過他是個安靜的寶寶。即使抱他的是弗蘭妮，他也不做聲；換成我抱，他就睡著了。

“它是一隻大黑熊，”父親說，“四百磅重，有點暴躁。”

“一隻美國黑熊（Ursus　americanus），”弗蘭克細聲道，“個性喜怒無常。”

“沒錯，”父親說，“不過通常脾氣算是好的。”

“它已經老得不算只熊了。”弗蘭妮認真地加上這句話。這句話是父親慣用的開場白——也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聽到這故事的第一句話。“它已經老得不算只熊了。”我記得當時坐在母親懷裡，自覺永遠和此時此景緊繫在一起，母親的懷抱、一旁父親懷裡的弗蘭妮，弗蘭克挺著上身，獨自坐在破舊的東方地毯上，雙腿交叉，挨著我們家第一隻狗“哀愁”（後來因為它的屁太臭，不得不讓它長眠）。“它已經老得不算只熊了，”父親開口道。我看看哀愁，這隻呆得可愛的拉布拉多狗趴在地下，恍惚間彷彿化成了一隻大熊，愈來愈老，又髒又臭地挨在弗蘭克旁邊，最後又變回一隻普通的狗（不過哀愁向來不是什麼“普通的狗”）。

我不記得那次莉莉和蛋蛋在場——他們一定還太小，聽也沒用。“它已經老得不算只熊了，”父親說，“一隻腳都進了棺材。”

“可是它還有一隻腳啊！”我們會同時喊道。這話已經成了慣例，弗蘭克、弗蘭妮和我都熟記在心。莉莉和蛋蛋懂事以後，連他們都加入了。

“它已經懶得耍把戲給人看，”父親說，“不過動一動虛應故事而已。全天下它在意的只有那部摩托車，所以我買它時得連摩托車一起買，它才這麼容易就離開馴獸師跟我走。摩托車在它心目中比任何馴獸師都重要。”後來，弗蘭克會輕戳一下莉莉，教她發問：“那隻熊叫什麼名兒來著？”弗蘭克、弗蘭妮、我和父親就會一起喊道：“緬因州！”那隻笨熊的名字正是緬因州，父親在1939年夏天買下它——連同一輛1937年出廠的印第安摩托車，附了個土法自制的側座——花了他兩百塊錢，還有行李箱裡最好的幾套衣服。

01　那頭叫緬因州的熊（3）

那年夏天，父母親都是十九歲，他們同在1920年生於新罕布什爾州的得瑞鎮（Dairy），不過成長過程中一直沒什麼交集。然而，就像許多引出一段精彩故事的巧合，兩人不約而同到亞布納海濱旅館打工，彼此都吃了一驚——因為那間旅館在緬因州，離老家新罕布什爾遠之又遠（至少當時如此，他們也這麼覺得）。

母親是打掃客房的清潔工，穿著便服送餐，也在露天宴會的帳篷下幫忙舀雞尾酒（與會者不外打高爾夫、網球、槌球以及從海上泛舟回來的客人）。父親在廚房打雜、搬執行李、整修果嶺、留意網球場的白線是否筆直完好，還有攙扶那些原本不該上船的醉客，免得他們掛彩或掉進水裡。

這些都是家長認可的夏日零工，然而父母在那裡不期而遇，還是覺得有點丟人。這是他們頭一回在得瑞以外的地方度過夏天，不用說，一定都希望在這豪華的度假地，身為異鄉人的自己也能顯得光鮮些。父親剛從得瑞私立男子中學畢業，哈佛已經接受他秋天入學的申請，但他明白要到1941年的秋天才去得成，在這之前他先得以掙足學費為目標。在1939年夏天，父親一定很樂意讓亞布納的客人和同事以為他馬上就要進哈佛，不過有身為同鄉、對他的底細知之甚詳的母親在場，他只得說實話：他可以進哈佛，但先得存錢。能進哈佛當然很了不起，不過得瑞鎮的人聽說哈佛會要他，莫不大感意外。

我父親溫斯洛·貝里是得瑞中學橄欖球教練的獨子，但算不上教師子女，他只是個“運動員的兒子”，而他被人稱作巴布教練的父親，也不是哈佛出身——老實說，誰也不信巴布教練生得出哈佛種。

巴布·貝里在妻子死於難產後，從愛荷華東部遷到這裡。三十二歲的他，不論當單身漢或初為人父都嫌老了些。他為襁褓中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