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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工作邊念哈佛。母親當然很中意這計劃，因為波士頓和得瑞之間有波緬線的鐵路——那時列車班次還不少，來往十分方便。她已經開始想象父親週末來看她的情形；而她，或許也會偶爾適度地到劍橋或波士頓去看他一兩回。

01　那頭叫緬因州的熊（12）

“你對熊懂多少？”她問，“對摩托車又懂多少？”

她也不喜歡他另一個主意，如果弗洛伊德不願把熊和三七印第安割愛，父親就要跟他到林場去。溫·貝里身強體健，但絕不是個粗漢子；而在母親想來，林場這種低三下四的所在，父親一去絕免不了被同化——連回不回得來都是問題。

其實她根本無需擔心。等到夏天結束，事態變化之大之烈，遠超乎父母微不足道的計劃所能預期。1939的夏天就像當時還沒有名稱的歐戰一樣劈頭而來，無處可躲；而他們——弗洛伊德、瑪麗·貝茲和溫·貝里——就像肯尼貝克河口遭到狂風橫掃的鷗群，被那年夏天席捲而去。

八月底的一個夜晚，母親送完晚餐，剛得空換上馬鞋和槌球長裙，在自己房裡的父親便被電召去照顧一位受傷的男客。父親奔過槌球場的草地，母親正在那裡等他。她肩上倚著一支球棍，林間串起照明的燈泡映在她身上，有如聖誕節時般幽幻——在父親眼裡，母親“就像個拿著棒槌的天使”。

“我待會就來，”父親對她說，“有人受傷了。”

她跟著他過去，和一群人一起奔向旅館的碼頭。岸邊燈火輝煌，停著一艘鬧哄哄的大船。甲板上有個銅管聲震耳的樂隊，濃重的油料和引擎廢氣發散在鹹鹹的空氣中，混著稀爛的水果味。顯然船上有一大缸水果酒，乘客不是拿它往身上潑，就是拿來洗甲板了。碼頭的最前端有個人仰臥著，臉頰汩汩流血——他上船時從梯子上跌下來，臉給船栓弄得開了個口子。

那人是個大個子，月光映得周遭一片深藍，令他看上去滿臉是血。來人一碰到他，他就坐起來大吼：“Scheiss！”

父親和母親常聽弗洛伊德嘴裡溜出這個德文字眼，曉得是句粗口。德國人在幾個壯漢扶持之下，總算站了起來。他那件沾滿血跡的白禮服足足可以套進兩個普通人，深藍色的腰帶看起來像窗簾，搭配的領結和領帶拉到頸子上，彷彿一團扭曲的螺旋槳。那人有個厚墩墩的雙下巴，身上發出濃烈的水果酒味。他對著船上大吼一聲，一群德國人出現在甲板上。有位又黑又高的女士從碼頭的梯子攀了上來，她穿著一件滾黃蕾絲邊的晚禮服，活像頭披了絲緞的黑豹。流血的男人抓著她就猛然一靠，雖然她無疑十分強壯敏捷，還是被壓得朝父親倒來，父親連忙替她穩住重心。她比那男人年輕得多，母親注意到，而且也是德國人——她從容地對男人咯啦咯啦說著話，他則粗魯地指著甲板上那群德國人，指手劃腳抱怨不停。這對巨人就一路跌跌撞撞地上岸，沿著鋪滿碎石的馬路走去。

到了亞布納大門口，女人儘量不帶口音地問父親：“他得‘封’幾針，ja？你們有醫生吧？”櫃檯經理向父親低聲道：“去找弗洛伊德。”

“要縫？”弗洛伊德對父親說，“醫生遠在巴斯，還是個酒鬼。不如我來縫算了。”

櫃檯經理飛奔到宿舍去喊弗洛伊德。

“趕快騎車把陶德大夫帶來！他來了我們自然會把他弄醒。”經理說，“看在老天的份上，快點！”

“就算找得到他，也得花上一個鐘頭。”弗洛伊德說，“縫幾針難不倒我，只要給我件像樣的衣服就成。”

“這回可不一樣，”經理說，“我想行不通，弗洛伊德——這傢伙是個德國佬。而且他傷在臉上。”

弗洛伊德三兩下把工作服從滿是瘢痕的橄欖色身軀脫掉，開始梳他的油頭。“給我衣服，”他說，“只管拿來吧，找陶德大夫太麻煩了。”　。。

01　那頭叫緬因州的熊（13）

“傷在他臉上，弗洛伊德。”父親說。

“臉又怎麼樣？”弗洛伊德說，“還不一樣都是皮，ja，跟手腳沒兩樣。我可是縫過一大堆腳，斧頭和鋸子傷的——都是那群笨蛋，砍樹還會砍到自己。”

這會兒在外頭，船上的德國人正扛著大包小包，走碼頭與旅館大門間的最短路線——也就是十八號果嶺。“瞧那群豬，”弗洛伊德說，“弄得坑坑洞洞，小白球會掉進去。”

侍者領班走進弗洛伊德的房間——那是男子宿舍最好的一間，沒人曉得他是怎麼弄到的——開始脫衣服。

“除了外套全給我，小子，”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