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頁)
苦。
蘇西都在清晨時分睡覺。天亮後,妓女的麻煩比較少,彷彿日光能保證大家的安全——雖然不見得真如此——而激進派通常要到日上三竿才開始吵架;他們大部分是夜貓子,一整天都在寫那些宣言、打恐嚇電話,甚至彼此攻訐——“因為找不到更實際的敵人。”父親說。畢竟父親是個資本主義者,還有誰會想象一間完美的旅館?除了凡事要求安定的資本主義者,還有誰會想住在旅館裡,經營這種不事生產的事業,販賣睡眠——這種跟工作無關,就算不是娛樂,至少也只是休息的商品?就父親的想法,激進分子比妓女要笨得多了。我想,母親死後,父親熟悉了慾望和孤獨帶來的痛苦,也許還暗自慶幸旅館裡有這麼一門“生意”——妓女自己的說法。
父親也不是很同情那些意圖改變世界、剷除人類劣根性的理想主義者。這令我很驚訝,因為我一直認為他正是某種理想主義的化身——但父親顯然寧可跟劣根性賽跑一輩子,也不打算做任何改變。父親始終沒學會德文,所以與激進分子不相往來;相較之下,妓女的英文要好得多了。
激進派的老比利會說一句英文,他喜歡逗莉莉、搔她癢,或給她棒棒糖。“美國佬滾回家。”他總是慈愛地對她說。
“這老傢伙真可愛。”弗蘭妮說。弗蘭克則試著教老比利幾句他可能會喜歡的英文。
“帝國主義走狗。”弗蘭克說。但老比利總是把這句跟“納粹豬”搞混,用在不該用的地方,聽起來怪極了。激進分子裡英文說得最好的人叫菲格波(Fehlgeburt)。弗蘭克告訴我,那是“miscarriage”的意思。
“你是說,違反正義的誤判(miscarriage of justice)?”弗蘭妮問。
“不是,”弗蘭克說,“另一個意思,跟寶寶有關的。”
大家都喊她菲格波小姐(Fralein Fehlgeburt)——也就是我們口中的“流產小姐”,但她從未懷孕,當然也沒流過產。菲格波是個大學生,取這名字是因為東西關係論壇另一位女性成員的化名叫做“懷孕”——她倒是真懷過。史芳格小姐(Fralein Schwanger)——也就是德文的“懷孕小姐”——年紀較大,差不多跟父親同年;她從前懷孕的事在維也納的激進派圈子相當有名。史芳格以她懷孕的經驗寫過一本書,然後又寫了一本(算是續集)——關於去墮胎的書。剛懷孕時,她在身上貼了一個亮紅色的標誌,寫著:“我懷孕了(SCHWANGER)!”下面還有字型一樣大的問題:“你是孩子的爸嗎?”後來印在書的封面上,轟動一時。史芳格把版稅全捐給了激進運動,後來墮胎——然後寫書——又成為大家爭議的話題。直到現在,她的演講還能吸引不少人,車馬費用依然一概捐出。史芳格那本關於墮胎的書在1955年出版,正當佔領時期結束,因此她把孩子打掉的事就成了奧地利掙脫外來強權的象徵。“孩子的父親,”史芳格寫道,“可能來自俄國,也可能來自法國、英國或美國;至少對我的身體和思想而言,他是個外來者,我不需要他。”
08 哀愁浮起(12)
史芳格和蘇西很投緣,她倆有一大堆強暴理論可談。但史芳格和父親也處得不錯:母親過世後,最能安慰父親的就是她,倒不是他們有什麼曖昧(他們是這麼說的),而是因為史芳格冷靜的嗓音——那柔和沉穩的抑揚頓挫——在弗氏旅館眾人中最像母親。史芳格和母親一樣,是個以柔克剛的說客。“我只是比較實際。”她總會天真無邪地說,然而史芳格跟任何激進派沒有兩樣,心中都狂燒著大破大立、重建世界的夢想。
史芳格每天都帶我們到卡恩納街的歐羅巴咖啡屋——有時也去歌劇院後面,亞伯蒂納廣場二號的莫扎特咖啡屋——喝加牛奶、肉桂和鮮奶油的咖啡,一天要去好幾次。“你們知道嗎?”弗蘭克後來一再說,“《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就是在莫扎特咖啡屋拍的。”史芳格根本不在乎,讓她拋開打字機和舌戰的是鮮奶油;她就是喜愛咖啡屋寧靜的氣氛。“我們這個社會唯一值得稱道的地方——可惜也得一起消滅。”她對弗蘭克、弗蘭妮、莉莉和我說道:“乾杯,親愛的!”
如果想要鮮奶油,你得點Schlagobers。如果史芳格對其他激進派來說是“懷孕”,對我們而言,她就是純度百分百的Schlagobers。鮮奶油是這位母親般的激進分子唯一的弱點,我們實在喜歡她。
年輕的菲格波小姐在維也納大學主修美國文學,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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