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頁)

苦。

蘇西都在清晨時分睡覺。天亮後，妓女的麻煩比較少，彷彿日光能保證大家的安全——雖然不見得真如此——而激進派通常要到日上三竿才開始吵架；他們大部分是夜貓子，一整天都在寫那些宣言、打恐嚇電話，甚至彼此攻訐——“因為找不到更實際的敵人。”父親說。畢竟父親是個資本主義者，還有誰會想象一間完美的旅館？除了凡事要求安定的資本主義者，還有誰會想住在旅館裡，經營這種不事生產的事業，販賣睡眠——這種跟工作無關，就算不是娛樂，至少也只是休息的商品？就父親的想法，激進分子比妓女要笨得多了。我想，母親死後，父親熟悉了慾望和孤獨帶來的痛苦，也許還暗自慶幸旅館裡有這麼一門“生意”——妓女自己的說法。

父親也不是很同情那些意圖改變世界、剷除人類劣根性的理想主義者。這令我很驚訝，因為我一直認為他正是某種理想主義的化身——但父親顯然寧可跟劣根性賽跑一輩子，也不打算做任何改變。父親始終沒學會德文，所以與激進分子不相往來；相較之下，妓女的英文要好得多了。

激進派的老比利會說一句英文，他喜歡逗莉莉、搔她癢，或給她棒棒糖。“美國佬滾回家。”他總是慈愛地對她說。

“這老傢伙真可愛。”弗蘭妮說。弗蘭克則試著教老比利幾句他可能會喜歡的英文。

“帝國主義走狗。”弗蘭克說。但老比利總是把這句跟“納粹豬”搞混，用在不該用的地方，聽起來怪極了。激進分子裡英文說得最好的人叫菲格波（Fehlgeburt）。弗蘭克告訴我，那是“miscarriage”的意思。

“你是說，違反正義的誤判（miscarriage　of　justice）？”弗蘭妮問。

“不是，”弗蘭克說，“另一個意思，跟寶寶有關的。”

大家都喊她菲格波小姐（Fralein　Fehlgeburt）——也就是我們口中的“流產小姐”，但她從未懷孕，當然也沒流過產。菲格波是個大學生，取這名字是因為東西關係論壇另一位女性成員的化名叫做“懷孕”——她倒是真懷過。史芳格小姐（Fralein　Schwanger）——也就是德文的“懷孕小姐”——年紀較大，差不多跟父親同年；她從前懷孕的事在維也納的激進派圈子相當有名。史芳格以她懷孕的經驗寫過一本書，然後又寫了一本（算是續集）——關於去墮胎的書。剛懷孕時，她在身上貼了一個亮紅色的標誌，寫著：“我懷孕了（SCHWANGER）！”下面還有字型一樣大的問題：“你是孩子的爸嗎？”後來印在書的封面上，轟動一時。史芳格把版稅全捐給了激進運動，後來墮胎——然後寫書——又成為大家爭議的話題。直到現在，她的演講還能吸引不少人，車馬費用依然一概捐出。史芳格那本關於墮胎的書在1955年出版，正當佔領時期結束，因此她把孩子打掉的事就成了奧地利掙脫外來強權的象徵。“孩子的父親，”史芳格寫道，“可能來自俄國，也可能來自法國、英國或美國；至少對我的身體和思想而言，他是個外來者，我不需要他。”

08　哀愁浮起（12）

史芳格和蘇西很投緣，她倆有一大堆強暴理論可談。但史芳格和父親也處得不錯：母親過世後，最能安慰父親的就是她，倒不是他們有什麼曖昧（他們是這麼說的），而是因為史芳格冷靜的嗓音——那柔和沉穩的抑揚頓挫——在弗氏旅館眾人中最像母親。史芳格和母親一樣，是個以柔克剛的說客。“我只是比較實際。”她總會天真無邪地說，然而史芳格跟任何激進派沒有兩樣，心中都狂燒著大破大立、重建世界的夢想。

史芳格每天都帶我們到卡恩納街的歐羅巴咖啡屋——有時也去歌劇院後面，亞伯蒂納廣場二號的莫扎特咖啡屋——喝加牛奶、肉桂和鮮奶油的咖啡，一天要去好幾次。“你們知道嗎？”弗蘭克後來一再說，“《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就是在莫扎特咖啡屋拍的。”史芳格根本不在乎，讓她拋開打字機和舌戰的是鮮奶油；她就是喜愛咖啡屋寧靜的氣氛。“我們這個社會唯一值得稱道的地方——可惜也得一起消滅。”她對弗蘭克、弗蘭妮、莉莉和我說道：“乾杯，親愛的！”

如果想要鮮奶油，你得點Schlagobers。如果史芳格對其他激進派來說是“懷孕”，對我們而言，她就是純度百分百的Schlagobers。鮮奶油是這位母親般的激進分子唯一的弱點，我們實在喜歡她。

年輕的菲格波小姐在維也納大學主修美國文學，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