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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來。

“他們帶來所有的口供。”少校繼續說著。按照慣例，他正在把警務處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報向巴臺士領事簡略陳述。

是那個穿中山裝的南京學者（他自稱是教授）帶來的報告。報告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後是其它來源的相關情報匯總分析。在最後一頁檔案的底部，署名看起來像是一個研究機構。看起來他們像是一群讀書人，像是那種從中國腹地成百上千湧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輕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領導。南京大量招募這種年輕人。各種研習班，社團，學社。是的，在他們遞給他的名片上，有個古怪的名稱。少校居然想不起那個名字，研究所？調研會？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報告。

“到最後，他總算開口說話。”

穿著中山裝的教授告訴少校。他的眼睛在鏡片背後閃爍不定，像是個羞怯的大學教授。

“中國的事情還是要靠中國人來解決，你們畢竟是客人，客人們總是心慈手軟。說到底，你們總是要回去的麼。總還是有租約的麼。”羞怯的大學教授忽然豪放起來，哈哈大笑，以證明他自己的確是三民主義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組最終得出結論，這位彼得洛夫·阿歷克賽·阿列克謝耶維奇⑴先生（法租界警務處檔案登記為勃蘭特先生，政治部指紋檔案編號2578），並不是一像他自稱的那樣，一個三十九歲的德國貿易商。他在薛華立路的審訊室裡拒不回答任何問題。南京堅持要把他引渡到龍華警備監獄，隨後又轉送往南京軍人監獄。薩爾禮認為領事不想知道勃蘭特先生在那裡的遭遇，他自已也不想知道。聽說那裡有一種巨大的鐵製臺鉗，他們讓你跪在那裡，把腦袋塞到鐵鉗中間，每轉動三次齒輪，鐵鉗就會向內擠壓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過四次。勃蘭特先生相當得體地應付這個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體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詞。審訊者很容易產生錯覺，每一份口供筆錄都會被當成真正的突破。薩爾禮相信最後一次口供仍未觸及勃蘭特知識結構的中心地帶。他甚至不敢保證阿歷克賽·阿列克謝耶維奇就是他的真名。但這無關緊要，哪個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連他們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樣說，情報本身的價值還是無與倫比。它決定性地證實，上海很快就會變成一個火藥桶。從勃蘭特的公寓裡搜出大量銀行檔案和存摺，巡捕房的會計師後來向薩爾禮報告說：“總數相當於七十三萬八千二百塊銀元。”

銀行檔案證明勃蘭特賬戶的銀錢往來極其頻繁，但奇怪的是，缺乏相應的貿易檔案。對頑固的勃蘭特先生，這是個致命弱點。他既說不清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也說不清它們從勃蘭特賬戶出去之後，又進到誰的腰包。老天知道，這些錢夠買下一整幢大廈。勃蘭特先是聲稱他代表一家註冊在漢堡的德國洋行，打算在香港或上海購買地產，作為該洋行開闢亞洲事業的第一個重大舉措。

在南京，勃蘭特先生不斷改變供詞，起初是鴉片，然後又是軍火。第三次口供時——薩爾禮假定這是審訊者第十次轉動臺鉗的齒輪——勃蘭特供認，他的那家德國洋行本身也是一家莫斯科貿易公司不為人知的子公司。自從列寧同志發現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新生的共產主義國家仍需透過國際貿易（這一帝國主義的掠奪方式）來採購到足夠的糧食，莫斯科一夜之間開辦大量這樣的公司。

南京的研究小組並不接受這個解釋。勃蘭特先生不知道，實際上法租界巡捕房從不貿然逮捕外國商人。從兩個渠道證實這位德國商人的複雜背景（後來勃蘭特承認他的父親出生於莫斯科，母親才是地地道道的柏林人）。設定在河內的法國殖民地保安局對當地的激進分子突然襲擊，意外獲得勃蘭特在上海的通訊地址。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一開始還以為勃蘭特是泛太平洋工會聯盟的召集人。其後不久，國民黨在江西省某個縣城發動一次不太成功的軍事行動，剛建立的蘇維埃政府還來不及銷燬檔案就匆匆轉移。檔案中提供的線索使國民黨軍事當局在江西省城展開一連串搜捕，有人在臨刑前終於崩潰，供出一兩個上海的銀行賬戶。

根據南京送來的口供筆錄，在最後一次供述中，勃蘭特承認自己是共產國際在上海新成立的一個機構的負責人。這個機構將會領導整個亞洲地區的共產運動。人員、策略，以及——更重要的，金錢，都會從這個機構散發。薩爾禮少校並不十分信任這份供述。它在行文上過分講究，邏輯相當完美，它更像是一部精心構思之作，或者說，是一份偽裝成素材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