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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都曾多次呼籲電報能夠降價，但畢竟這玩意是絕對的壟斷經營，民間呼聲雖高，終究也是白搭。

如果說光是貴，服務態度能好一點，也算心裡邊稍微有點安慰。可是不然，那時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務。當時的電報局，是不給私人提供譯碼服務的。還是剛才那個比方，假如讀者大人您要在光緒年間發一封私人電報，就需要先到當地電報局或者書店去買一本譯碼本，把您的電報按字翻譯成電報碼，再跑到電報局去交給發報員，發報員按照你翻譯的編碼發給目的地，目的地的收報員再把這一串數字送給收信人，收信人也要買一本譯碼本，然後按字再翻譯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錯了一個兩個字，收報人看不明白，對不起，這不是我們電報局的責任。

從官府的角度來說，除了同樣要頭疼高昂的電報費用以外，還多了一層矛盾。那就是“官報”和“商報”的順序之爭。

要知道，牽涉到切身利益的時候，商人們是很猛的。曾經有這麼個故事，英國公使巴夏禮有一次急等國內一條重要電報，可卻遲遲不見送來，一直等到電報發出3天后，這份該死的電報才送到巴夏禮手中，氣得堂堂公使大人滿頭是包，當即責問中國政府是怎麼回事。總理衙門追問電報總局，電報總局又追問分局，哪知回報上來，好懸沒把巴夏禮給氣樂了。分局理直氣壯地回答，按照規定，這條重要的外交電報是按“四等尋常商報”算錢的，所以理應和其他“尋常商報”一樣，排在一等官報、二等局報和三等加急加費商報之後傳送投遞。晚了？活該！

英國鬼子咆哮如雷，中國大員臉上無光，可是下邊人是照章辦事，也不好太過追究。於是只好在英國人的強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約各國公使、水陸提督、領事官等為國家之電音往來，均作一等電報，仍照四等電報核算報資”，“皆照中國一等官報看待”，“按照投報之先後次第發遞”，這個事才算最後了結。

對付洋鬼子是這樣，對付本國的官府股東們也往往嘖有煩言。按照電報局設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報是免費傳送的。平時還好，中法戰爭期間，羽書如雪，戰報頻繁往來，大大影響了普通收費電報的投遞。電報局商董謝家福等人於是代表江浙閩粵各地商人頻頻上書，希望政府能將頭等官報“核發現資”，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後在李鴻章的調停下，規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撫將軍才有權利傳送一等官報，而且從今往後，開始採用一等官報一年免費、次年半價這樣的模式輪流收費，這樣才算堵住了股東們的嘴。

這些鑽進了錢眼的傢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讓上邊的大佬很不開心，再加上這個行當的確是獲利豐厚，又讓人眼紅不已。所以洋務派的泰山北斗李鴻章剛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就奏明朝廷，希望將電報收歸國有，並很快獲得了批准，袁世凱也隨即被任命為電政大臣。

股東們雖然不甘心，但是胳膊扭不過大腿，也只好認了。可是既然說是要“收贖商股”，這個價錢應該怎麼定呢？圍繞著這個核心問題，官商兩方爭得面紅耳赤。官方認為，這些年你們已經掙了不少紅利了，票面價值100元的股票最多隻能支付180元；而商人們拿出上一年的賬簿，說現在光賬面上的資產就有500多萬元，平均下來，一股不能少於240元才對。爭來爭去，大腿還是比胳膊粗，最後的贖買價格，就敲定在180元。

藉著收歸國有一事，袁世凱入主電報總局，盛宣懷退避三舍。不過畢竟電報總局是盛宣懷、鄭觀應、經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們的勢力已經浸透在電報總局中了。北洋、洋務、商人各派別互相勾心鬥角，這個情況到了成立郵傳部後，也沒有多少好轉。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郵傳部，主管有尚書（後期改稱大臣、正首領）一人，侍郎（後期改稱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電報總局合入郵傳部成為電政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職位，其中主管級的郎中和員外郎每年薪俸可以達到160兩，比起其他部的官員來說是相當優厚的。

輿論的控制管理，是郵傳部電政司的一大職能。清末時人為了擴大輿論影響，往往採用電報與報紙相結合的方法，有什麼大的新聞事件就發私密電報或者公開通電，然後報紙予以轉載，這種方法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讓資訊傳遍全國，在清末很是興盛了一段時間。

比如1882年1月14日，也就是大陸首條電報線路津滬線對公眾開通的第2天，上海《申報》在天津的“訪友”（大概相當於今天的特約記者）就利用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