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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講過一個故事。1948年的時候，中國海軍在南海抓了一個大海龜，各大報紙都把這當奇聞軼事來報道。但其他報紙都說抓到的是玳瑁，唯獨《世界日報》駐上海記者說是烏龜。當時的主編成舍我大怒，發去電報責問，全文僅10個字：“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何也？”其對字數的計較，可見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運動時爭論文言文與白話文優劣時，電報還屢屢現身而出當裁判。

黃侃（一說章太炎）就拿電報舉過例子，說如以白話文來寫：“爸爸死了，快點回來呀。”實在囉嗦，若用文言文寫，只須4個字：“父亡速歸。”可見文言可適合於新時代生活。

另外一個傳說是關於胡適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給人講課，免不了頌揚白話文幾句，有學生起立質疑。於是胡適說前兩天有人邀請他去作行政院秘書，被他推辭。他讓學生以此事為例，讓他們以文言文擬一封推辭電報。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電報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大筆一揮，用白話文只寫了5個字：“幹不了，謝謝。”

這兩個故事都有偏頗之處，故意把反對的文體寫得很長，把支援的文體寫得很短，權當趣事則罷。但這也反證電報費用之貴，已經使人達到對字數錙銖必爭的地步。

可是電報為啥這麼貴呢？電報的費用主要是產生於兩個環節。

第一是它的傳輸費用。

電報的原理很簡單，說白了就是透過線路傳遞長、短電脈衝訊號之間的規律性交替。不過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

咱們的想象中，電那和光的速度一樣，都是每秒30萬公里，拿電來通訊可以瞬息跨越幾大洲，無比快捷。其實沒那麼簡單，電報原理被提出來以後，科學家透過大量實驗已經知道，電流透過電纜的速度取決於電纜的電阻和靜電容的乘積，訊號的推遲比例等於電纜長度的平方。換句話說，電纜越長，資訊傳遞速度越慢。

早期的電報以直流傳輸於架空單線鐵路，以地氣完成迴路，不能跨越海峽或遠涉重洋。1850年，第一條水線跨過英吉利海峽，和法國連線到了一起，併產生了一個新的英文單詞cable——海底電纜。

世界上第一條跨洲電纜是1858年從華盛頓穿過大西洋鋪到倫敦的海線。當時美國總統布坎南發給英國首相巴麥尊一封電報：“上帝保佑，希望電報能成為民族永久和平與友誼的紐帶。”這封電報的願望很好，一共150個字母，卻足足發了30個小時。這條電纜命運多舛，鋪設的時候就曾經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斷。等到建完後一個月，因為電纜絕緣被擊穿而徹底報廢。

一直到開爾文勳爵（又名威廉·湯姆遜）改進了無定向反射電流計、發現了正負電流發報規律，電報的傳輸速度才有了提高。後來經過科學家不懈努力，這個技術難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但成本仍舊相當高昂。

第二種是電報的譯碼成本。因為電報傳遞的只是訊號，還必須讓人把文字翻譯成電碼，再把電碼翻譯迴文字。這在電腦面世之前，是個吃力的活兒。看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人，應該還記得列寧去世那一段兒：

〖在舍佩托夫卡火車一站的報務室裡，三架莫爾斯電報機啪嗒啪嗒地響著，只有內行人才能聽懂這不絕於耳的密語。

兩個女報務員都很年輕。從開始工作到現在，經她們手收發的電報紙條，頂多也就兩萬米長，可是，跟她們同事的老報務員卻已經超過二十萬米了。收報的時候，他用不著像她們那樣，看著紙條，皺著眉頭，去拼讀那些難認的詞和句子。他根據電報機的嗒嗒聲，就能把電文譯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紙上。現在他正在收聽並記錄電文：“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記了聽機器的響聲。等他回過頭來，已經漏過了一段電文，他托起紙條讀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時五十分……”他迅速抄下這段電文，然後放下紙條，用手託著頭，繼續往下聽：“在高爾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記下來。一生中他不知收聽過多少訃聞和喜訊，他總是最先知道別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簡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說些什麼，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聽著，手機械地記著，根本不理會它的內容。

不過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報務員已經忘了電文開頭的幾個字：“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機器嗒嗒地響著，他邊聽邊譯：“弗……拉……基……米……爾……伊……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