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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到了1881年的時候，中國的幾大重鎮都已經擁有了自己的電報網路；第一條長途公眾電報線路“津滬電纜”橫貫華北，使電報業“軍轉民”，開始從單純的軍事功用轉向民用贏利事業。最初只在直隸活動的天津電報總局也在兩年後改組成中國電報局，移鎮上海，正式成為官營企業，統籌全國電報事務——看清楚，已經是企業了，不再是衙門。

也就是說，以往外國人隨意接旱線，政府最多是丟了面子；現在政府自己也開始辦電報了，外國人這種行為就等於是與己爭利，每年利潤損失巨大。

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拿大北公司開刀。它是整個局勢的罪魁禍首，又是中堅大將，若不拿它殺一儆百，別指望其他公司會服服帖帖。

清廷對這個大北公司是又恨又愛，恨的是它屢屢當電信侵華的急先鋒，愛的是它倒也給中國出了不少力氣。中國大部分電報線路，包括大（沽）（天）津線、津滬線、江南的一些支線，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電報學堂成立的時候，大北公司還特意派遣了幾名精英來當講師，培養出中國第一代電報人。

宋太祖說過，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此時的清朝政府也是一樣，電報局裡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藉著中國電報局移鎮上海的機會，終於派了兩個談判代表著手解決大北公司這一頭疼的問題。談判代表才兩個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懷，他的副手是鄭觀應。

盛宣懷一代官商，何等頭腦，加上長期浸淫興辦電報的業務，一眼就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就是丹麥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陳倉”的計謀。這個先例不除，永遠會有後續者蠢蠢欲動。他一邊提醒各地華商“自設以爭先”，免得被洋人佔了便宜，一邊和鄭觀應商量如何應對這一局勢。

欲要滅敵，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幹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勢掃平。

大北公司最強有力的支援，是那個叫囂著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線的英國大東公司，別看它跟大北公司是競爭關係，其實一個鼻孔出氣。他們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個秘密協議，大東公司負責修一條香港到上海的水線，收益分給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則允許大東公司分享中國海線修築的專營權。對他們來說，旱線登陸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時任上海道的邵友濂已經拒絕過多次大東公司水線登陸的請求，假如大北公司成功登陸，大東公司就能理直氣壯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口子一開，損失就大了。

所以按盛宣懷的原話就是：“欲拆廈岸已成之丹線，方能拒福、汕將至之英線。”倘若能夠先行把大東公司擺平，來一個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離失敗不遠了。

可怎麼釜底抽薪，也是一門藝術。給的條件太低，人家不幹；給的條件太高，自己又吃虧。最後想出辦法的不是盛宣懷，也不是鄭觀應，卻是一個本來與此事無關的曾紀澤。

當時曾紀澤正在跟英國人談判鴉片關稅問題，中國欲禁鴉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線救國，變著法兒提高鴉片的關稅，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國人還沉浸在鴉片戰爭的興奮裡，對中國這個要求堅決予以抵制，談判一直陷入僵局。

這一次中國和丹麥談判既開，曾紀澤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鴻章說咱們已經允許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線登陸了，如果拒絕大東公司的請求，英國人肯定不幹。咱們不如也讓大東公司在上海上岸——蝨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爭利的——拿這個作籌碼，讓英國人自己去對付東印度公司，逼他們接受加稅。李鴻章有點猶豫，他覺得電報利薄，鴉片利豐，英國人算盤打的精，未必肯這麼犧牲。

盛宣懷卻覺得曾的提議不錯，不妨一試。於是盛宣懷親自出馬，先扔給大東公司一個蜜棗兒。

盛宣懷先見了大東公司的總辦滕恩，後來升格到中、英兩國政府的談判，在3月31日議定了一份《上海至香港電報辦法合同》，許諾允許他們先架設香港到上海的海線，在寶山縣城外上岸，與中國電報局的淞滬陸線相接，福州和汕頭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地方設定中轉躉船。

但這些都不是白給的，盛宣懷要求他們在合同裡寫清楚：沿途諸口岸都不得分設線端。盛宣懷還悄悄在合同裡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個條款，言明這個專案如涉爭議，不允許援引丹麥的先例。剛柔並濟之下，大東公司終於接受了中方的條件，高高興興去籌款訂貨，把大北公司拋去了腦後。

那邊廂曾紀澤帶著成果去給英國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鴉片稅。這邊廂盛宣懷叮囑大東公司這份合同千萬保密，而且要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