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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養成。她對教育產生了熱情，為有行為障礙的女學生成立幫助中心，不過直到一場悲劇降臨之後，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層的方向。

那次懷胎十月後，安順利地產下一名女嬰，取名凱瑟琳。這是她的第二個孩子，看起來健康無恙。十天大時，助產士來家裡給嬰兒例檢，例檢完卻叫安趕快把她送去醫院，說女嬰可能性命不保。送到醫院後，凱瑟琳立刻被放進了行動式氧氣帳裡。

原來凱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氣不夠，無法充分地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臟和肺部正在逐漸衰竭。接下來的六週，凱瑟琳一直待在氧氣帳裡。那段時間，安、安的丈夫和兒子簡直是以醫院為家，他們也與許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輕父母越來越熟悉。

“那時候好痛苦！”安回憶道，“我從來沒有感到過那麼無助。我身為一個母親，卻沒能力幫助自己的女兒。那是我經歷過的最大的痛苦。”醫護人員全力以赴，但最後還是沒有救活小凱瑟琳。

“她夭折後，我們只是一心想要紀念她的生命，以及實踐她教我們的所有事情，”安說。但是要如何紀念，當時還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養育三個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後來安的丈夫在波士頓的高科技產業區找到一份工作。因為美國簽證的相關規定，安無法在那裡取得工作許可證，她索性註冊了波士頓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專業。她的學術興趣被喚起了，之後她又在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攻讀人權與教育方面的碩士課程。

根據課程要求，後來安前往辛巴威特別貧窮的地區進行了為期三週的訪問，研究為何當地女孩的就學率和到課率如此之低。一般人會認為，許多非洲家庭基於文化習俗的考慮，不願意把女兒送去上學。於是安帶了好幾沓問卷和便籤紙，準備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點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學校。在跟學生、家長和學校高層職員談話後，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戰不是文化，而是貧窮。家庭沒錢為所有的子女購買課本和支付學費，所以只能把優先權給兒子，因為男生受過教育後找到好工作的機率更高。

辛巴威女孩求學的決心，讓安深受感動。她遇到一對十幾歲的姐妹——西西利亞和瑪卡利塔，她們天天步行60英里到莫拉村，因為這裡學校的學費比家附近的便宜。這對姐妹邀請安到她們搭建的臨時茅屋參觀，坦白地說她們不知道下學期還交不交得起學費。這讓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爾士所經歷的困苦。她覺得跟辛巴威窮鄉僻壤的湯加族女孩有一種親切感，不禁想象要是自己的孩子處於這種環境該怎麼辦。

“這種程度的貧窮，是我前所未見的，”安說。她跟當地居民保證，自己會找到方法來支援女孩的教育。村莊長老和學校高層職員熱情響應，他們開了一次小區會議，制訂了用民間力量支援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夠幫忙支付費用。

安回到英國劍橋的家中後，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辛巴威認識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請親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這樣並不夠。安本來不喜歡烹飪，也從來沒做過買賣，但是為了賺錢，她開始在自家廚房裡製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後拿到劍橋市場去賣。這沒有為他們的財務狀況帶來什麼起色：在一個天寒地凍的二月天，安和兩個朋友在寒風中站了一整天，只賺到30英鎊。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籌集到足夠的錢，讓32名女生讀上了中學。她們的父母也承諾支援女兒，確保她們好好上學。兩年之後，安把她的努力化為一個正式組織，叫作“女性教育運動”（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頭幾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繼續上了中學，不出所料，表現優異。

“女性教育運動”從辛巴威擴張至尚比亞、坦尚尼亞和迦納，備受讚譽之餘，也使它能夠籌集到更多資金，規模進一步擴大。相較於大型機構，“女性教育運動”的經費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萬美元），但是該運動現在每年能幫助超過40萬名孩子就學。打一開始，“女性教育運動”在每個國家就只僱用當地職員。他們非常重視當地社群的支援，至於哪些女孩能夠榮獲獎學金，是由當地社群組成的委員會來評選的，“女性教育運動”的職員負責審查委員會的決議，以防止貪汙。此外，“女性教育運動”還刻意避開了可能危害救援組織的個人崇拜。他們的網站是關於女學生的，而不是關於安，對於啟發這一切的女兒凱瑟琳，上面也隻字未提。那是我們從安身上挖出來的背後故事。

安在她資助的一家位於尚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