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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久,她和塔拉發現,明尼蘇達州也有群人讀到了伊恩的文章,想要助一臂之力。這群人當中有幾名索馬利亞蘭人,牽頭的是做計算機主管的穆罕默德·薩馬塔(Mohamed Samatar)和精力充沛的旅行代理桑迪·彼得森(Sandy Peterson)。
桑迪的女兒六歲時曾遭鄰居強暴,接下來又經歷了從心理諮詢、進精神病院到自殺未遂的一連串後續事件。桑迪發現許多非洲女孩也遭遇過同樣的痛苦,但是沒有得到過絲毫的幫助。明尼蘇達人成立了名為“埃德娜醫院之友”(Friends of Edna's Hospital)的組織,申請了免稅資格。兩組人馬集中力量團結合作。第二年六月獲得免稅資格後,安妮開始對外呼籲。
“我和塔拉傳送的第一批籌款信,主要面向我們這一代的婦女,我們認為她們應該會對埃德娜在父系社會中的成就感到光榮,”安妮回憶道,“她們的確回應了。”
埃德娜在她位於索馬利亞蘭的醫院門口。(拍攝:尼可拉斯)
有了安妮和她朋友的幫助,醫院終於落成了。在興建過程中,埃德娜打破了索馬利亞蘭營業的所有常規。首先,她禁止工人咀嚼卡塔葉,那是一種含有類似安非他命14物質的葉子,全區的男人都喜歡咀嚼。工人不相信她會來真的,後來她解僱了一些不服從的人,他們才乖乖聽話。接著,埃德娜堅持讓泥瓦匠教婦女製作磚塊。起先他們抗拒不從,但是誰付錢誰是老大,因此索馬利亞蘭很快有了第一批女性制磚者。哈爾格薩鎮的當地商人也支援醫院,讓埃德娜免費使用建築裝置,他們甚至捐助了860袋水泥。
最後,一座三層的白色醫院建成了,前方用英語寫著“埃德娜·阿丹婦產醫院”(EDNA ADAN MATERNITY HOSPITAL),完全看不出來它的前身是垃圾場。沐浴在午後陽光下的這家醫院,有著西方醫院的衛生標準和辦事效率。任何習慣了破破爛爛的非洲醫院的人,看到它都會驚歎不已。醫院有60張床位和76名職員,埃德娜住在醫院內部的一間公寓裡,以便能夠隨時待命。她不領薪水,甚至還動用世界衛生組織發放的退休金來補足醫院運營的開支。
“像這種東西對我們就非常珍貴,”她拿著外科手術口罩說,那是在索馬利亞蘭買不到的。醫院的所有醫療用品都是進口的,也幸虧有來自四方的捐款和物資,醫院才得以運作下去。發電機是丹麥難民委員會送的;超聲波儀器來自曾經來訪的一位德國醫生,他把舊的送了過來;血液冷藏箱是一位索馬利亞人捐贈的,他欠埃德娜人情;聯合國難民署捐贈了一輛救護車;荷蘭送了兩個嬰兒恆溫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建造了一座門診中心;英國捐贈了手術室的裝置;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捐贈了疫苗;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輸血的檢驗試劑。
“埃德娜醫院之友”一開始是在美國蒐集儀器裝置和醫療器材,然後運到索馬利亞蘭。後來漸漸變成純粹募款,好讓埃德娜就近購買醫療器材。該團體也資助了埃德娜的兩名護理學生就讀醫學院,將來她的醫院就能夠擁有兩名“自己的”全職醫生了。此外,“埃德娜醫院之友”也設法成立了捐贈基金會,好讓醫院在埃德娜去世後繼續運作。
不可思議吧,醫院就這樣建成了。一次,凌晨三點,一名男子用獨輪手推車把即將臨盆的妻子推來醫院。醫療團隊立刻行動,火速把產婦推進產房。另一次,一名遊牧婦女因在沙漠中分娩而得了瘻管,她丈夫無法忍受妻子的臭味和滴流不斷的尿液,拿刀往她的喉嚨一刺,刀子刺穿她的舌頭,卻卡在了上顎。其他牧民把她的喉嚨用針線簡單縫合後帶到埃德娜的醫院,一名瘻管手術客座醫生把這名婦女的傷口從喉嚨到膀胱都縫合了起來。
埃德娜在醫院裡巡視走動時,有如十月的天氣:時而激憤如風暴,時而溫煦如暖陽。她在醫院的主要工作是一撥又一撥地訓練助產士、護士和麻醉師,而且她不斷用英語盤問這些培訓生,希望他們全都能對答如流。在走廊上,這一刻,她停下腳步訓斥一名出錯的護理學生,確保她不會重蹈覆轍;下一刻,她跟一名瘻管病人談話,又展露出無比的同情心,聆聽病人哭哭啼啼地敘述丈夫如何逼迫她離開家裡。
“我也是女人啊!”埃德娜握著那名女孩的手,“我聽了也快哭了。”有一次,一名男子開車進入醫院大門,後座裡躺著即將臨盆的妻子。車剛停下,妻子就生了,於是丈夫立刻調頭要把車開回去。
“停下!停下!”埃德娜對他大吼,“你這樣會害死你老婆!胎盤要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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