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1/4 頁)

然而以下模式一再出現：反對墮胎的保守人士雖然出於一片好意，但是他們在生育健康方面所採取的立場實際上卻傷害了他們試圖幫助的人，結果導致了更多的墮胎。支援墮胎的“選擇派”（pro…choice）陣營與反對墮胎的“生命派”（pro…life）陣營，儘管各自的主張不同，但也應該找出共同點，在各方面團結合作，尤其在降低墮胎數量的議程上更需如此。在愛沙尼亞，墮胎已成為一種節育方式，被廣泛採用，有些婦女甚至經歷過十次以上的墮胎，這導致了高度不孕症和其他併發症。在貧窮國家，墮胎有時候不只殺死了胎兒，也會讓母親喪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每150起不安全的墮胎中，就有一名婦女喪命；而在美國，母親墮胎喪命的風險不到1/100000。因此，關於預防意外懷孕的措施，自由派和保守派應達成共識，共同降低墮胎的頻率。

然而事與願違。21世紀初期的醜聞之一，就是全世界1。22億女性想要避孕卻無法達成。不管你對墮胎的看法如何，全世界有高達四成的懷孕是意外或不想要的，而且其中將近一半以人工流產為終——這實在令人悲痛。如果沒有意外懷孕，1/4以上的孕產婦死亡是可以透過一些措施避免的。

過去十幾年來，先進國家提供的家庭計劃少有進步，在非洲尤其如此，真是丟臉丟到家。今天，只有14％的衣索比亞婦女使用現代形式的避孕法。

“我們落後了十年，”英國生育專家約翰·克萊蘭（John　Cleland）教授在2006年向一個國會研究團體如此表示，“過去十年來，採用避孕措施的非洲已婚婦女的數量幾乎沒有增加，這是個大災難。”

抑制人口增長並不像西方人所以為的那麼容易。20世紀50年代，一項由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哈佛大學贊助的家庭計劃方案在印度肯納（Khanna）推行，旨在幫助8000名村民學習避孕。五年之後，這裡的人口出生率卻高於沒有采用避孕法的對照組。更常見的情況是，雖然避孕方案在降低生育率方面有適度的效果，但依然比支持者預期的低。

一項在孟加拉國馬特拉區（Matlab）操作嚴謹的實驗發現，在三年之後，家庭計劃方案讓目標區的平均生育數降至5。1人，而對照區的生育數是6。7人。這並不是革命性的轉變，不過卻反映出家庭計劃方案的重要影響。

來自人口委員會的彼得·唐納森（Peter　Donaldson）斷言，貧窮國家的生育率在1960～1990年間下降了23％，這要歸功於家庭計劃方案。

抑制人口增長的關鍵，往往不在於有無提供避孕措施這樣的技術問題，而是如何應對推廣小家庭模式所面臨的社會挑戰。縮小家庭人數的方法之一是降低兒童死亡率，好讓父母安心，知道即便孩子生得少也無妨，因為每個孩子都可以存活。也許鼓勵小家庭的最有效方式是推廣教育，尤其是女孩的教育。舉例來說，英國在19世紀70年代生育率大幅降低，很可能正是因為透過了呼籲義務教育的《1870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of　1870）。這個例子反映出提升教育水平和減少家庭人數兩方面的強烈相關性。看來最有效的避孕方式是教育女孩，而節育用品顯然也是需要的。

證據顯示，男女傳宗接代的策略是根深蒂固地對立的。民調往往證實進化生物學家的理論：在傳宗接代方面，男性往往像個到處播撒蘋果種子的美國拓荒英雄“蘋果佬約翰尼”（Johnny　Appleseed）15，認為未來要有收成，最佳方式就是種下的種子愈多愈好，而之後卻不怎麼照顧。由於生理的不同，女性傾向於少生孩子，但對每個孩子都投入極大的心血。因此，抑制生育率的方法之一，可能是讓女性在家裡有更多的發言權。

暫且不談家庭計劃方案能否為經濟發展打下基礎，就是在打擊當今的艾滋病方面，家庭計劃也是至關重要的。對婦女而言，艾滋病病毒特別令人頭疼，部分是因為生理關係：女性跟艾滋病病毒檢驗呈陽性反應的異性伴侶性交時，感染機率是男性的兩倍。這是因為精液比陰道分泌物具有更高的病毒載量，同時在性交時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黏膜暴露在危險環境當中。

過去30年來，全球最大的一項道德及政策失敗，就是對艾滋病蔓延的漠視態度。之所以漠不關心，部分是因為道德說教者假裝清高。1983年，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16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