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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索比亞鄉下的這種文化，也許看起來永遠也無法改變。但是沃妮雪在另一個世界找到支援：義憤填膺的美國人，其中大多數是女性。他們撰寫措辭激烈的信件，憤怒地要求衣索比亞當局修改法律條款。他們無法撫平沃妮雪的創傷，但是精神上的支援對她和父親是很重要的——在周圍幾乎所有人都在譴責他們家破壞傳統之際，這是一針強心劑。美國人也提供了一筆津貼，幫助沃妮雪在亞的斯亞貝巴繼續求學。

這些信件撰寫者由“現在就平等”（Equality　Now）所動員。這個國際女權組織總部位於紐約，主要關注世界各地婦女的受虐問題。創辦人傑西卡·紐沃思（Jessica　Neuwirth）曾經在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工作，在那裡她認識到寫信能夠幫助並解救遭囚禁的政治犯。於是，她在1992年成立了“現在就平等”。雖然透過籌款來維持這樣的機構非常艱辛，但是傑西卡得到美國女權主義先鋒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和影星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等守護天使的支援，使得“現在就平等”運作至今。今天，該組織在紐約、倫敦和內羅畢都有辦事處，共15名職員，年度預算為200萬美元——在慈善世界裡，這只是零頭而已。

“現在就平等”代表沃妮雪上訴，但阿貝魯似乎不可能再度入獄。然而，“現在就平等”的智囊團硬是把衣索比亞推到聚光燈下，迫於國際壓力，當局修改了法律條文。現在，就算受害者後來同意嫁給強暴她的男人，那個男人依然犯了強姦罪。

當然，改變的只是法律。在貧窮國家，首都之外的法律形同虛設。我們有時候覺得，西方人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改變不公平的法律上，在改變文化方面卻顯得力不從心，比如說興建學校或協助民間草根運動。畢竟就算是在美國，為黑人爭取到平等權利的並不是南北戰爭之後所透過的第十三、十四及十五條《憲法》修正案，而是近100年後由民間發起的民權運動。法律很重要，沒錯，不過光是改變法律往往成效有限。“衣索比亞婦女律師協會”負責人瑪德芮·保羅斯（Mahdere　Paulos）是名活力十足的女性，她也同意這樣的看法。該協會的主要工作是提出訴訟或遊說政府更改法律，但是瑪德芮承認，文化上的改變同樣重要。

“賦權婦女始於教育，”她說。她看到受過教育的女性骨幹越來越多。現在，每年約有1。2萬名婦女擔任“衣索比亞婦女律師協會”的志願者，這使得該組織在政治及法律上顯得更為重要。如今，“現在就平等”與“衣索比亞婦女律師協會”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種有益的模式：外人能夠提供的最佳幫助，就是擔任配角支援當地人。“衣索比亞婦女律師協會”可能很快就會迎來另一名志願者：沃妮雪目前在讀高中，成績優秀，她打算繼續到大學攻讀法律。“一切順利的話，我希望專攻綁架案。”她簡明扼要地說，“即使我自己得不到正義，我也要為別人伸張正義。”

加諸世界大多數地區女性身上的暴力及虐待，讓人很難不注意到比因性衝動而猥褻和因達到某種目的而強姦更邪惡的現象，即：性別主義和厭女價值觀。

要不然該如何解釋，為什麼古代總是有那麼多女巫而不是男巫被燒死？為什麼硫酸總是潑在女性臉上，而不是男性？為什麼女性被剝光衣服、遭受性羞辱的可能性遠高於男性？為什麼在許多文化裡，大家尊敬年長的男性為族長，而年紀大的女性卻被帶到村莊外頭，死於飢渴或被野獸吃掉？雖然存在這種虐待行為的社會里，男性的確也比美國男性遭受更多的暴力對待，但是女性所遭受的暴虐行為卻特別普遍、殘暴和致命。

這些心態深植於文化裡，唯有透過教育和當地人的領導，才有可能發生改變。但是外人要擔任配角，職責之一是把當地人的這種落伍心態置於聚光燈下，好打破環繞在他們周圍的禁忌。2007年，參議員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和理查德·盧格（Richard　Lugar）首次引介《國際反暴力侵害婦女法案》（Inter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他們每年都在議會提出，直到立法透過。該法案透過後，國家每年撥出1。75億美元給對外援助活動，用以防止榮譽謀殺、焚燒新娘、外陰殘割、硫酸毀容、集體強暴和家庭暴力。此外，還會在國務卿直屬辦公室創設“婦女全球計劃辦公室”（Office　of　Women's　G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