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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達自覺性地實施賦權女性及提升女性地位的政策,該國之所以成為非洲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或許部分可歸功於這些政策。目前,盧安達除了國土面積過小之外,堪稱非洲的中國。
大屠殺的後果是盧安達有七成的人口是女性,因此國家不得不依靠女性。但這不只是出於必要。男人在大屠殺時身敗名裂,而女人基本上只扮演配角(因殺人入獄的囚犯中只有2。3%是女性)。事後,大家普遍認為女性責任感比較強,比較不會訴諸殘暴行為。因此,國家已經作好了心理準備要賦予女性更多重任。
鎮壓種族滅絕者的反抗軍領袖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成為盧安達總統,他想要振興國家經濟,也明白這需要藉助於女性。“你要是把那部分的人口杜絕在經濟活動之外,就是陷自己於不利,”他告訴我們,他的新聞秘書(一位女性)露出讚許的眼神。“我們決定讓女性參與,並不是因為時勢所逼,”他補充道,“在《憲法》裡,我們規定國會席次有三成必須是女性。”
卡加梅英語流利,定期和美國人會面,或許他明白把盧安達標榜為機會平等的國家會有好處。盧安達的內閣會議室比白宮還高科技,裡頭常回蕩著女性的聲音。卡加梅不時會任命女強人擔任內閣職位和其他高層要職。現在擔任最高法院院長、教育部部長、首都基加利市(Kigali)市長以及盧安達電視臺總裁的都是女性。而在地方事務上,許多婦女在鄉村重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2007年,盧安達超過瑞典,成為全球國會女性成員比例最高的國家——下議院48。8%的席次是女性。2008年9月,一場選舉讓盧安達成為第一個國會女性佔多數的國家——下議院的女性席次佔55%。反觀美國,在2008年,眾議院只有17%是女性。在女性擔任國家政務要職的比例方面,美國世界排名第68。
貧窮國家中,女性佔國會總席次至少1/3的,盧安達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國是哥斯大黎加和莫三比克。盧安達也是貪汙情況最少、成長最快、治理最佳的非洲國家。
盧安達和中國的例子表明,政府可以透過培養婦女來促進經濟發展。而在這種治理良好且機會均等的國家,西方援助也通常特別有效。
41歲的莫文琳·克拉克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她一直覺得自己應投身公益,把更多收入捐給慈善機構。她在銀行工作,年收入5。2萬美元,自覺滿足自己的需求已經綽綽有餘。“我聽說過什一稅,也就是把1/10的收入捐給教會,”莫文琳解釋,“我不是教友,但覺得自己也應該把1/10的收入拿來做慈善。”
莫文琳在選擇慈善機構時,首要條件是行政開銷要少。她上網花了幾小時瀏覽“慈善導航網”(Charity Navigator)上那些四星的慈善組織。該網站以效率來評估慈善團體,它不是完美的指南,因為它把評估重點放在了運營費用是否精簡,而非影響力有多大上,但該網站不失為作出正確判斷的起點。莫文琳偶然發現了“國際婦女互助”(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組織,她頗為賞識。這是一個贊助組織,捐助者可以藉此援助貧窮國家的一名特定婦女。莫文琳是牙買加裔黑人,想要贊助一名非洲婦女。於是她註冊登記,同意每月支付27美元,為期一年,並要求受助者是盧安達人。
莫文琳跟克勞丁·穆卡卡里沙配成一對。克勞丁27歲,是盧安達布塔雷省大屠殺的倖存者。當年胡圖族的極端分子闖入了她家(他們是圖西族),最後只有她存活下來。那時克勞丁才13歲,她與姐姐一起遭到綁架,被帶至胡圖族的強姦屋。“他們對我們姐妹施暴,”克勞丁以一種害羞又痛苦的單調語氣向我們解釋道,“然後打我們。”大量的民兵來到這間屋子,耐心地排隊強暴女人,一直持續了好幾天。當然,受虐婦女得不到醫療護理。“我們的生殖器開始腐爛,蛆蟲從我們身體裡鑽出來,”克勞丁說,“我們幾乎走不動,只好跪在地上爬。”卡加梅的軍隊打敗種族滅絕者時,胡圖民兵逃到剛果,也把克勞丁和姐姐一同帶去了。民兵殺死她姐姐,但是最後放走了克勞丁。“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放了我,”她聳肩說道。也許是因為她懷孕了。克勞丁當時還不瞭解生命是怎麼產生的,她納悶自己的肚子為什麼越來越大。“我以為我不可能懷孕,因為以前聽人家說女生只有被親臉頰時才會懷孕,而我從來沒被親過。”
年僅13歲的克勞丁挺著大肚子到處尋求幫助,後來自己在停車場生下孩子。她覺得自己沒有辦法養活這個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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