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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率約為55％．34％的人口接受過六年制以上基礎教育，13％的人口是初高中畢業，受過大學及高等職業教育的人口約有35。7萬人。

梁啟超在報告中提到了一個很特殊的資料，浙江大學的農業學院在校生總數是1742人，教職工和學生比例是1/22，這個資料在全國的公立和私立大學中部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在浙江，農業中專生和高專生的比例也非常高，浙江省的地方教育資金對農校的扶持力度在全國範圍內也是最高的。

應該說，教育對浙江經濟，特別是對浙江農業經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

資料能夠說明很多問題。

假如中國的每一個省都能像浙江這樣重視農業經濟，積極的發展農業經濟，那麼，中國的整體的富強也就是指日可待了。

看著這份報告，胡楚元心裡也有另外的一種思考。

中國人一說到問題，關鍵總是制度，首先是制度有問題，所以才有問題。

他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制度永遠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還是知識和教育。

假如皇帝是漢人，不是滿人，立憲也好，共和也罷，對於整個中國的影響並不大，實際上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社民主義也好，財閥主義也罷，其實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關鍵還是全民普及教育。

沒有全民教育的基礎去談全民富裕，那就只能是打土豪分田地。

將整個報告看完，胡楚元其實就得出一個結論……要想實現真正的全民富裕，那至少是一個幾十年，上百年的艱辛工程，而這就是大公黨的執政目標。

這天晚上，胡楚元提筆寫了一篇名為《致大公同仁書》的文章，從梁啟超的調研報告談起，用三千多個字將整個大公黨未來百年的努力方向都提聚出來。

文章的結尾，他說，子孫是人類最為寶貴的財富和一切的希望所在，我們現在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所以，我們並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應該看得更遠，想得更遠，更多更遠的為他們著想。

這是胡楚元有感而發。

在同樣的社會地位上，他愈發清晰的認識到……只爭朝夕的想法過於粗暴、急躁，因為中國人看問題，想問題的衡量單位是十年、百年，這是其他民族所不具備的，這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