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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中吸取了不少營養。作者溯源《易經》和《道德經》，說明毛肯定了古代的兩點論（“一陰一陽之謂道”）

，直接採用了“相反相成”這一命題來說明矛盾的同一性與鬥爭性，並以老子禍福倚伏之說解釋矛盾互相轉化的道理，經常講的“一分為二”也是宋儒從《周易》轉化而來。當然，毛摒棄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極無為的守雌觀點，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國革命的長期鬥爭中，不管內外矛盾何等錯綜複雜‘毛澤東總是盡力創造條件來促使矛盾向著有利於革命的方向轉化。”

同時，作者也指出道家社會發展觀中的“迴圈論模式”給予毛的消極影響：從早年“伊古以來，一治即有一亂”的“治亂迭乘”的認識，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將辯證法思想“一分為二”絕對化，否定合二為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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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

直至１９６６年發動“文化大革命”

時，他竟這樣提出：“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說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亂，由亂到治，七八年來一次的可怕結論，遠遠地離開了辯證法，倒退到迴圈論。”由此也可從正反兩面顯示出“文化傳統”的啟迪意義與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織，古為今用談何容易。

毛澤東不但十分重視分析中國國情和繼承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同時也曾主張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１９４０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明確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

問題是在當時所處的農村環境中，實際上很難貫徹這一方針。

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又一貫強調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文化，而長期忽視肅清封建遺毒的嚴峻任務，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陰魂長期附著於社會主義的軀體，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附加了許多錯誤觀點。

同時由於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的發展，昧於所謂國際形勢的兩極對立，以所謂“反修、防修”為國策，為評定一切言行的準繩。一個曾經同斯大林教條主義作過勝利鬥爭的人，又為斯大林教條所束縛，走向主觀意志的極端，推動一次又一次向“左”轉的運動，終至出現十年“文革”的巨大悲劇，也造成他個人的巨大悲劇。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是閉關自守的小農經濟和封建宗法專制制度，如不經過徹底的清算與批判，要使之同資本主義經濟文化土壤上生長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不斷生長出新的花朵，是極為困難的。毛澤東一生的革命實踐與理論創造，從正反兩面說明了這個道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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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回顧這段歷史時著意提出，如“大躍進”

、“文革”這些嚴重錯誤，決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同幾千年來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積澱和近代中西文化衝突交融的曲折歷史密切相關的。這樣就更能啟發讀者一道反思。

如果中國文化傳統可分為所謂“顯形”與“隱形”兩種形態，前者自是經過整理修飾和官方認可的歷代典籍中的意識形態，後者則是流行民間未作加工的帶有習俗感情的社會心理形態，學術界一般側重於前者，對後者重視不夠。周恩來說過：“毛澤東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人物”

，“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聯的，是跟中國的大地、中國的社會密切相關的”。

作者對這方面的問題也有所論及。

如毛澤東的早期思想，“企望有聖賢出世，透過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來改造現實世界和達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

這當然是同他當時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分不開的。中國進入近代以來，資產階級是弱小的，無產階級人數也不多，而農民小生產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變革的思想，無不塗上一種理想主義的浪漫色彩。從太平天國的平均主義到神拳義和團的符咒詞語，從早期改良主義的艱苦尋求到康有為的大同世界，從章太炎的“五無”聖境到無政府主義的和諧自由，無不具有此種特色。正如列寧在《兩種烏托邦》一文中指出的：“一個國家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鬥爭愈弱，群眾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烏托邦通常也愈容易產生，而且保持的時間也愈久。”

在這樣的經濟文化環境中生長出來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從思維方式到感情因素，偉大如毛澤東，終於也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