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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中國古典文學和各類雜書，包括《智囊》、《笑林廣記》之類。

中國史書他讀得最多，４００萬字的《二十四史》是通讀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讀過一遍。

（據毛岸青、邵華回憶：“直到１９７５年已經病魔纏身，寫字手都顫抖了，還在許多冊上親手寫下了：‘１９７５。

８再閱，‘１９７５。

９再閱‘的記載。“）

外國的文學名著只讀過《茶花女》等數種。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也很少看。

國外有關社會化大生產管理方面的書讀得更少。

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寧會議後，回到北京，一個夜晚筆者奉召去到他的住所。寬大的木床上，有半邊堆滿了線裝書，主人則靠坐在另半邊。房中有一邊牆被書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憶舊時曾有七絕記此印象，頭兩句是“一牆古籍半床書，談笑風生榻上居。”

這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侷限，產生某些不良的影響。一方面，自幼年到青年到老年，長期執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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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５４

浸沉在國學的嗜好與薰陶之中；而另一方面，時代則要求國家必須迅速擺脫長期文化經濟落後的局面，國家必須以發展生產力、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為中心任務，國家必須儘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種逆向的主客觀情勢，即大量不得清除的封建落後的思想與先進的社會主義之間（何況社會主義是什麼以及如何建設都還沒有徹底搞清楚）

，確有難以調和難以並存的矛盾；長期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道路和不斷的政治（反右）運動，又反而掩蓋了這種矛盾。實際上在廣大群眾和社會生活中，封建思想傳統比資產階級思想傳統要廣泛深厚得多。因此，這種逆向情勢，恐怕也是促成“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的一個原因。

否則，“大躍進”

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不會求助於“土法上馬”

，砍樹木“大鍊鋼鐵”

；不會向《張魯傳》、《大同書》求教，“吃飯不要錢”

，辦公共食堂，向共產主義“窮過渡”。後來也不會“深挖洞、廣積糧”

，搞大三線。至於“文革”十年動亂中的“破四舊”

、“革革過命的人的命”

，“早請示、晚彙報”

，跳“忠字舞”

，“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直到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讚許秦始皇的暴政，吹捧呂后那更不是什麼矛盾的不可調和，而是將封建主義、帝王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林彪、“四人幫”藉機推行封建專制主義。這是對五四運動與延安精神的反動，更是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反動。

國學和孔子學說中的珍貴遺產要繼承，但是封建主義的東西一定要肅清。這就是我們回顧歷史的教訓。正如鄧小平說的：“我們進行了２８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

但是，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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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①

①《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見《鄧小平文選》第２９５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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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流與精神方向

五四運動時期，全國各地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進步社團很多，幾乎都是“五四”

以後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於１９１８年６月發起，１９１９年７月才正式成立）。只有新民學會是在“五四”前一年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７日成立的，而醞釀成立的時間還要早得多。

這個團體開始成立時，主要是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

，以及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為宗旨。

隨著五四時期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個團體在革命的大風浪中揚帆疾進，宗旨也就有了變化，很快就變成一個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職志的革命團體了。

“既要革命，就得有一個革命團體”

，是這個團體的創始人毛澤東在革命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