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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

①這裡所說的許多“家”

和“英雄”

、“領袖”

，同魯迅所說的“脊樑”自是同一意義。毛歷來主張對歷史遺產採取分析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問題就在所有這些豐富遺產和歷史人物，都是產生在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也可以說，無不同孔孟學說或大有關係或小有關係的。因此，精華與糟粕，或共生，或互生，都不會單一的純而又純。無論學說、人物、事業或歷史本身，都是極其複雜的，難以分析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或精華或糟粕。因此，對這些歷史上的人事，切不可採取或一筆抹煞或全盤肯定，或捧之上天或踩之入地的態度。

孔子的入世態度和儒家的實用理性，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精神是相通的。前面提到了“實事求是”

，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靈魂；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但也是孔子儒家的東西。

“班固的《漢書》為劉德作傳，稱道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代顏師古訓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清初顧炎武以經世致用之‘實學’反言心言性之空談。

其後乾嘉漢學訓釋經義，仍強調‘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國藩則調和漢學與宋學、中學與西學，以實事求是精神貫通所謂‘內聖外王’之道。他們講求‘實事求是’，主意不盡相同，但都包含著力求對客觀實際和思維活動

①《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卷第６２—６２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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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３４

規律作出正確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種為學治事注意從實際出發，詳細地佔有材料的優良文化傳統。“

①曾國藩溝通講求考據的漢學與講求義理的宋學，認為兩者不可偏廢，有其獨到的見解：“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

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乎？“

②曾國藩認為，漢學的實事求是與宋學的即物窮理是相通的：“事”與“物”等同，即客觀事物；“是”與“理”等同，即事物的客觀規律性；“求”就是“窮”

，即去研究窮盡。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深受其父教澤，他在所作《文法舉隅序》中強調：“中國聲名文物、彝倫道義、先聖昔賢六經典籍之教”

，必須“益以海國人士深思格物、實事求是之學”。他乾脆把西學稱為“實事求是之學”。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絡，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絡，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

“實事求是”四個字，“事即物”

，“是即理”

，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概念，是儒家“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學習批判“左”傾教條主義時，借用了這

①汪澍白：《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第２３頁，廈門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②《書學案小識後》，《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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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四個字的含意，不僅用來解釋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且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論、認識論、辯證法三個方面，對“實事求是”

作了嶄新的科學解釋，使這四個字在新的時代具有了新的內涵與外延的意義，從而為全黨樹立了新的學風與新的思想路線，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這種“古為今用”

，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實事求是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住進中南海，有條件建立自己的圖書館了。據《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一書所載：進北京後，根據他對中國古籍的廣泛需要，特地買了一部《四部備要》，並陸續添置了其他一些古書。

１９５２年買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於古籍收得較全，恐怕絕大部分他都讀過了。除此之外，他還閱讀或者瀏覽了大量包括詩詞曲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