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3/4 頁)

腿，五個並舉。

張奚若說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陳銘樞說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偏聽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鬥爭，總得偏一邊。

北戴河以來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總是抓了工業了，自己負了責任。可能有主觀主義，但總比不搞好。一年實踐，取得這麼多經驗。不像過去只聽訓、走過場、簽字。

毛澤東找我們兩次談話

７月１１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談話。

毛說，１９５８年有些事他有責任，提倡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

，也有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個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幹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

（講完這句話之後，我們鬨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陣。）關於鋼翻一番，不料王鶴壽當成了法律，登報則是一波和喬木建議。又批評王鶴壽１９５８年只搞“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把別的忘了，本末倒置。

（談完話之後，我找鶴壽談了，動員他在小組會作了檢查。）

關於農業高指標的由來，我問為什麼就相信畝產萬斤。毛說他受了錢學森一篇文章的影響，錢說太陽能只要多利用一點點，即可畝產萬斤或

161

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５５１

更多。說１９５８年糧食是否增產了三成，他還懷疑，從而講了填平補齊的道理：增產、減產與低產一拉平，增產三成很不容易。談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對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於是講，高指標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句話毛也聽進去了。我們談到陳雲管理經濟歷來穩重，還是由陳出來主管為好。毛同意讓陳當總指揮，說陳有長處，也有短處，重複談了上海會議時對陳的稱讚。由此又談到曹操打袁紹，失敗之後想念郭嘉的故事，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又談起自己４０歲以前肝火大，總覺正義在自己手中，現在也還有肝火。說毛澤覃在江西時，有次他大發脾氣（或者是要動手打人）

，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為此我們又笑了一陣。關於公社問題，毛說：“在七里營，記者問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誰知就登上報了：‘人民公社好’。”我們認為會議還有壓力，許多問題並沒有徹底揭出來，應當進一步擺開談。關於講假話的問題，毛說，轉告大家，也不要那麼沉重。說去年是幾件事擠在一起了，“鄭州會議後，我開始右傾。打麻將１３張牌，基本靠手氣”

（意指客觀規律不易弄清）。

我們又說到１９５８年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大發展的一年（這句話也帶點影射味道）

；反對“以鋼為綱”

，“三大元帥”的口號，說這些口號不科學。毛當即同意以後可以不提這些口號了。

我將當年第９期《宣教動態》送上，請他翻翻。這一期輯錄了一些斯大林的語錄：如果社會主義發生經濟失調，其危機會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嚴重等等。

談完話出來之後，小舟比較得意，將“國亂思良將”這些話傳了出去，並說自己這次把話講完了。這當然引起當時

162

６５１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

“左派”

的議論和謀劃對策。

我將全部談話情況同田家英談了，沒同其他人談。這時我們的共同感覺是：毛的思路還比較偏在我們這一方面。因此我鼓勵田將羅世發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點（田是四川人）剛回來，在下面餓過肚子。過分密植，農民反對，為此他同李井泉有過很大爭論。他發現真假兩個羅世發的問題。羅是全國人大代表，著名勞模。過去羅的高產都是上面壓，虛報的。田領導的工作組專門寫了一份調查材料。田同我談的事情很多。說有些問題書記處常讓喬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譚老闆在毛處談話，毛拍桌而起：“就只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動下去，就促譚一起離開了。田過去同我講得多的是關於毛任性。有時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見）變化太快，易生反覆；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別人寫檢討。反右之前，為鼓勵鳴放，毛當時批發一個檔案（或同民主人士談話中）

，批評了放手發動群眾鳴放的阻力有來自黨內的，舉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他根本沒有反對過鳴放。這即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