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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見，毛都根本聽不進去，現在這樣直接或間接對之提出質疑，按理他更難容忍。

可是，國民經濟仍在嚴重困難時期，廣大幹部滿肚子意見，大會又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氣氛中進行，於是，毛澤東對此保持了沉默。

只有林彪在大會上的講話別具用心，他反覆強調，出了問題，造成困難，是因為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為“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很大的干擾”。他說：“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這次大會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認識“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但可以說，推動了現實和理想的衝突、“保守”同冒進的衝突、理性同盲目的衝突。

黨內矛盾雖然被暫時掩蓋起來，實際上卻潛在地激化了。

１９６７年，毛澤東在同外賓的談話中曾說：“多少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１９６２年１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

①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４２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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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５８２

國就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稿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不過那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他還說到，自這次大會之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在我們黨內的表現是：形”左“實右與反形”左“實右，反對階級鬥爭存在與強調階級鬥爭存在，折衷主義與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明白說到：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一夥“是修正主義，警惕出修正主義，就是針對他們說的。

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負責人，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調整措施，充分估計到實際困難，把“爭取快，準備慢”作為工作的基點，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三年困難時期的緊張局勢。可以說，調整的成效客觀上是對“三面紅旗”

，對帶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和“左”的錯誤理論體系的實際批判，毛澤東對此卻感到極為不安。這種靠“八字方針”而不是靠階級鬥爭，靠經濟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掛帥所取得的成績，使他產生了某種危機感。

這種危機感用當時的語言來說，就是“黨可能變修，國可能變色”。加上當年中蘇矛盾重新激化，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等等因素的出現，使得毛對國內外、黨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的看法，有進一步的變化。

相隔才半年，１９６２年八九月間，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講話，又重新反覆強調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強調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他說，“階級矛盾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十年，我想是幾百年。”

“我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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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地主、富農復辟的問題。“

他甚至作出這樣的估計：“黨員的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過來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他認為劉少奇、陳雲等不該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

，因而指責說：現在有些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我們的形勢說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風”。

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

他們鼓黑暗之勁，鼓單幹之勁，鼓講錯誤缺點之勁。

這一段我們講困難太多了，過分了，反革命、黨內的壞人就露頭了。在毛澤東主持下的八屆十中全會，把前一階段在實踐中行之有效並得到鄧子恢等支援的，在某些地區農村開始實行包工到組、包工到人和包產到戶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指責為“單幹風”

，進行嚴厲批判。把彭德懷為澄清廬山會議強加給他的“裡通外國”

等不實之詞，於全會召開前寫的長達八萬字的申訴信，視作“翻案風”

，進行批判。於是在階級鬥爭之弦越繃越緊的情況下，毛的關於階級鬥爭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