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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犯人，此後入境的移民幾乎全是自由移民，同時向塔斯

馬尼亞流放的犯人人數也相應地減少了。

人口結構變化的第二個表現是在移入澳大利亞的移民中，自由移民佔絕

大多數，犯人移民居少數，換句話說，移入的自由移民大大超過了移入的犯

人移民。1831—1850年間，來澳移民為25。5萬人，其中自由移民高達17。7

萬人，佔移民總數的68％，而犯人移民為8。2萬人，僅佔32％，自由移民是

犯人移民的兩倍多。人口結構的這一質的變化，表明澳大利亞擺脫了流犯殖

民地社會，而進入公民殖民地社會。

從19世紀30—40年代起，來澳移民的國籍也發生了變化。在這以前，

移民全是來自英國，即來自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但從1838

年起，非英國國籍的移民也開始移入澳大利亞。這一時期主要是來自德國、

中國和新赫布里底群島①的移民。

雖然非英國國籍移民數量很少，但他們的移入開始改革澳大利亞移民的

國籍單一結構，向多元化發展，對澳大利亞後來的多元社會發展有重要意義。

促使澳大利亞人口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

英國推行了新的移民政策。早在20年代，澳大利亞開始缺乏勞動力，而且隨

著經濟的發展和新殖民區的開拓日益強烈。但那時英國的移民政策重視向澳

大利亞輸送資本家和犯人移民，而輕視輸送勞動工人移民。此外，自由移民，

尤其是勞工移民願移往美洲，不願移往澳洲。

為了解決澳大利亞短缺勞工問題，英國政府在30年代改變了對澳移民政

策，採取了資助移民的新政策。根據這一政策，把在澳大利亞出售土地的一

部分收入作為資助移民的基金。1835年又改進了資助政策，確立起津貼制

度：凡入境移民到達澳大利亞後要出示由牧師或由知名人士簽署的、證明本

人品行端正的證明檔案，經檢驗後即發給津貼。這樣一來，大批自由移民主

要是勞動群眾像潮水般地湧入澳大利亞。關於資助移民詳情，請參閱下表：

1832—1842　年移民情況表

年代資助％非資助％犯人移民％

自由移民自由移民

183279216121424310161

1833125318143221411561

183448410108023311467

18355451188318354771

18368081591317375169

183726643981312334849

1838610259132813292828

1839841666213317225618

1840663761184917245322

1841201038923801100

184268237621642400

1832—　546275516189162816329

1842

資料來源：R。V。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19th

Century，Canberra，1977，P。15。

上表充分表明資助政策的實施推動了自由移民數量的增多，自1835年以

後，資助自由移民數目直線上升，1841年高達2萬餘人，佔移民總數的89

％。在1831—1842年資助移民總數為54627人，佔移民總數的55％，非資

助自由移民為16189人，佔16％，　犯人移民為28613人，佔29％。可見，自

由移民已大大超過犯人移民。

①　即今萬那杜。

人口結構的變化對澳大利亞擺脫流犯殖民地社會而進入公民殖民地社會

起了重要作用，同時也逐步消除了多年以來一直存在男女數目過於懸殊的嚴

重問題。澳大利亞史學家漢考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