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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等，在它們的外交和內政事務方面都互不從屬，但共同一致效忠英王，

它們在英聯邦中是自願聯合的成員國”。這樣，澳大利亞等自治領平等地位

問題被明確地提了出來。

在1930　年召開的帝國會議上正式地接受了《鮑爾弗報告》關於英聯邦成

員國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則，因而為1931　年帝國會議透過《威斯敏斯特法案》

創造了條件。《威斯敏斯特法案》用法律的形式把英聯邦成員國平等關係這

一基本準則確定下來。法案還規定，今後英國任何法律都不能用於自治領，

自治領的法律由自治領自己來制定。這是一戰後英澳政治關係演變的總的背

景。

澳大利亞雖然取得了外交和國防的自主權，並有了自己獨立管理的能

力，但它還不能完全擺脫英國的影響和控制。一方面是獨立國家，擁有外交

與國防的獨立權，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受到英國的影響與控制，這

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澳英關係的根本特點。尤其是在30　年代國際緊張關係出

現後，這一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

進入30　年代後，戰爭烏雲再一次在世界的上空密集起來。1931　年發生

了日本侵華戰爭，並開始把兇惡的目光投向南太平洋；1933　年，希特勒上臺；

1935　年，義大利法西斯軍隊侵入衣索比亞；1936　年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

協定；1937　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同年德日意法西斯形成軸心侵略集

團，1939　年爆發了世界大戰。在這些重大國際問題上，澳大利亞深受英國的

影響。同時，這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不能不影響到澳大利亞的政局，同時也

影響著英澳的關係。

面對著嚴峻的國際形勢，澳大利亞各黨和聯邦政府都在考慮自己國家的

對外政策與國防政策。澳大利亞的政治家們在考慮這兩個問題時是這樣的兩

個事實為根據的：首先澳大利亞是一個有外交和國防自主權的國家；其次，

它還是英聯邦的一個成員國，在武器、市場，以至在許多重大對外關係上還

得聽從英國的決策。澳大利亞人認為，澳大利亞的國防不能同英國分割開來，

澳大利亞的安全同英國的安全是血肉相聯的。這就決定了澳國的軍事計劃必

須是英國的一部分。

在布魯斯執政期間，聯邦政府建造了相當數量的軍艦，建立了空軍。斯

卡林當政時因經濟大蕭條廢除了強制性軍事訓練，把軍事預算壓縮到微不足

道的數目，以便執行“節約”方針。1933　年賴昂斯上臺，一方面經濟危機已

基本控制，經濟狀況和財政狀況均有了轉機，另一方面國際局勢日趨緊張，

日本南下方針已見端倪，因此便著手製定重整軍備的計劃。總之，所有這些

都表明澳大利亞僅是一個有一定國防自主權的國家。

第二節澳大利亞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戰前各政黨的對外政策

國防與外交從來就是緊密相聯的。二戰爆發前夕的四五年間，澳大利亞

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影子，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澳大利

亞的外交方針是以英國的外交方針為準繩，幾乎達到了亦步亦趨的程度，如

它雖然制裁過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的行徑，但也支援過張伯倫的姑息養奸

的綏靖政策，讚揚過慕尼黑協定。當1938　年艾登辭去外交大臣時，澳大利亞

輿論又抱怨張伯倫錯誤政策，但聯邦政府從未公開與張伯倫為難過。

工黨這時的國標政策，可從1939　年5　月舉行的工黨年會的決議中清晰地

看出來。決議認為“澳大利亞保衛了澳大利亞聯邦不受侵犯就是在帝國防衛

事務中發揮了充分的作用”，換言之，工黨的國防方針是隻顧自己的方針，

從戰略上是防禦性的。當時有人就指出，工黨的國防政策是孤立主義和中立

主義。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這個方針是虛幻的。

在當時，只有澳大利亞共產黨提出的主張是正確的，他們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