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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過。

對此，有人稱其為實錄，並盛讚詩人為“詩史之董狐”。但也有人以為《圓圓曲》是文藝作品，不是史筆。並推想是因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民憤甚巨，才想尋出一個陳圓圓，用以鄙薄他“為君親報仇”的冠冕堂皇的口號。後來又因為吳三桂成為“貳臣”、“叛賊”，所以二三百年後的史官，無論治《明史》或《清史稿》，也就別有用心地採信傳說，“如是我聞”了。

那麼，吳三桂到底為何要引清兵入關？對此，我們不妨從歷史的細節作合理的推斷。這就要從吳三桂複雜的性格說起。

首先，他“英略獨擅”，是明朝一員有勇有謀的虎將，勤於讀書習武，“終日無惰容”，而且善於治兵，20歲榮升為遊擊將軍，27歲時就被任命為寧遠團練總兵。《明史》記載，他所率領的部隊“膽勇倍奮，士氣益鼓”，“凡三戰，松山、杏山皆捷”。特別是他當總兵後，“忠可炙日，每逢大敵，身先士卒，絞殺虜級獨多”。明人看重“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而吳三桂要算忠孝的傑出典範。他曾率數十家騎，冒死殺入數萬清軍的包圍圈中去拯救父親，可謂孝子；後在錦州城下，親舅舅祖大壽來信招降，他用戰鬥來回應，可謂忠臣。

然而，他的性格極其矛盾，轉瞬又會“衝冠一怒”，棄全家生命於不顧。他雖然神勇無比，可在事關明清命運的松山決戰中，一向“敢戰”的他卻突然全身而退。而在京城告急、崇禎下旨命他“勤王”時，從他駐守的寧遠（今天遼寧興城）到山海關僅120公里距離，本應晝夜兼程趕赴，可他“遷延不急行”，整整走了八天。這中間他有沒有別的考慮，那就不得而知了。

以這樣的速度“勤王”，看來吳三桂並不是很把崇禎的死活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在盤衡利害。李自成佔領北京後，隨即“令諸將各發書招三桂”，並在三月底攜帶四萬兩白銀前往山海關，賞賜已經14個月沒有軍餉的吳部，後再次派人“攜帶萬兩白銀和黃金千兩給吳三桂，併發書封侯”，同時令吳三桂父親吳襄寫信招降吳三桂。再三盤算後，吳三桂終於決定“報使於自成，卷甲入朝”。可就在把山海關交付李自成的人馬後，在回京的路上聽說自己的女人被劉宗敏掠去，不禁怒髮衝冠，憤然引兵反擊“自成所遣守關將”，徹底與李自成決裂。也就是為爭這口氣，他向清朝乞兵。當然，他肯定不會說是為了一個女人，而是以“亡國孤臣”的名義，懇請清朝出兵助他復仇。

坦率地講，當初吳三桂並非誠意降清，只是想借力復仇罷了。所以多爾袞欲封他為藩王時，他則在回信中對是否“來歸”並沒任何明確表示，只是含糊應對。《諛聞續筆》裡也記載吳三桂請求多爾袞“毋傷百姓，毋犯陵寢。訪東宮（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黃河為界，通南北好”。後吳三桂起兵反清，在討清檄文中還指責多爾袞“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居燕都，竊我先朝神器”。清廷對此不敢正面回答，這就說明吳三桂當年與清朝的盟約並非子虛烏有。

然而，李自成在山海關之戰被吳三桂擊敗後，竟殺了吳全家40餘口，徹底打破了吳三桂的幻想，也將吳三桂逼上了道義的絕境。在他看來，國仇（明朝的滅亡）家恨（全家被殺）全應歸罪於流寇李自成。於是，他終於棄民族利益於不顧，死心塌地投降了清朝，在征戰殺戮中一洩心中的憤懣。

關於陳圓圓結局的多個版本

關於陳圓圓的結局，有一種說法是死在寧遠。其憑據是錢士馨《甲申傳信錄》中的片言碎語，說是劉宗敏向吳三桂之父吳襄索要陳沅（即陳圓圓）。吳襄回答說，陳已被送到寧遠吳三桂處去了，而且已經死了。劉宗敏不信，便再三拷問吳襄，　“酷甚”。嚴刑拷打之下的逼供之詞，自然不足為信。況且書裡也曾清楚記述吳三桂是留圓圓於京而隻身出關的。再者，劉宗敏搶陳圓圓，在《明史》、《清史稿》及《平定三逆方略》等正史裡都有記載，也不應是空穴來風。

最普遍的說法，認為吳三桂將李自成趕出北京後，陳圓圓又回到了吳三桂的身邊。吳梅村在《圓圓曲》中這樣描繪他們的戰場相逢：“娥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此後，陳圓圓便跟從吳三桂轉戰南北，十幾年隨侍軍中。後來吳被封為平西王，留鎮雲南，陳圓圓也隨居昆明。

據現有史料推知，圓圓至滇時已35歲左右，可風韻猶存，能歌善舞，通情達理，“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兩人相愛甚歡。明遺民李介立在《天香閣筆記》中還記載，吳三桂曾向江南各省發文，責令地方官員代為尋找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