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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積極地“和平地”進行。

犬養被暗殺的10天后，裕仁將首相的職位授予了高齡的齊藤實海軍大將。齊藤組成的“舉國一致”內閣包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財政大臣高橋是清、新官僚領導者後藤文夫任農業大臣、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和海軍大臣岡田啟介。這屆內閣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經歷了4次國會會議和閣僚的多次更迭，最終於1934年7月因捲入帝國人絹株式會社的受賄醜聞而垮臺。在這段時間裡，齊藤主持了“滿洲國”建設、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和對政府機構的部分重組。

齊藤組閣伊始，馬上開始著手準備承認“滿洲國”。此事不僅要違背各項條約，與美國的關係也將會涉險。此時國聯、國際法和西方國家正在遭受日本政治家、新聞記者、軍部官員和知識分子的猛烈批判。國聯有關中日紛爭的決議被比作1895年曾迫使明治政府放棄了遼東半島的三方調停。陸軍大臣荒木指責國聯支援斯廷森的不承認方針，以及將判定日本的行為違背了凱洛格—白里安協定和國聯公約。荒木將軍還就西方白種人壓迫亞洲論進行了發揮。

表面上，日本是要宣告對一個獨立國家的承認，實際上，它是想行使對殖民地的宗主權。8月25日，外務大臣內田在第63次帝國議會上發言說：

我認為帝國對支那的態度，特別是9月18日事變發生以來，我方採取的措施極為正當且合法。“滿洲國”乃其居民自發成立，應視為支那分離運動之結果，帝國對這種新國家的承認與九國條約的規定毫無牴觸。

關於“滿洲國”，他表示：“舉國一致，即使國家化為焦土，在貫徹此主張上也不能退讓一步。”

森恪稱讚內田的演說：“有如向全世界宣告，我國的外交已經成為獨立自主的外交有如一個外交上的宣戰佈告。”這種思想觀念上的誇張和虛張聲勢清楚地表明其見解的異常，即至少從短期來看，日本的政策並不在於國家保障和經濟安定。

1932年9月15日，齊藤內閣正式承認“滿洲國”，簽署了日滿議定書。日本承擔起“滿洲國”的國防責任，而且在秘密的附屬檔案中，被准予可以在那裡為所欲為。

國聯為調查這起衝突而成立的李頓調查團於10月2日向國聯大會遞交了關於滿洲事變的報告。但是後者沒有馬上對報告進行審議，以便給日本政府更多的整理和時間對應。

第二部分：滿洲事變發動入侵

關東軍進犯熱河後，還有可能在北京－天津地區展開軍事行動，沒有什麼問題能比這個更讓裕仁焦慮的了。進犯開始之前，東京的陸軍司令部透過更換多名關東軍高階將領，重新整編在滿洲的官僚機構等方法試圖恢復對軍隊的控制。武藤信義大將被授予三項任命：關東軍司令、駐“滿洲國”特命全權大使和關東長官——這些職位從前分屬三個機關。同時，關東軍的規模也有所擴大。

1932年11月，裕仁得知關東軍將熱河省（鴉片收入的重要來源）看做是“滿洲國”的一部分，計劃在春天發動入侵。可是12月23日，關東軍的先遣隊已經到達熱河省入口的長城東端的山海關。在那裡，他們與張學良的部隊發生了小規模衝突。一個星期後，1933年1月1日，又發生了大規模戰鬥，日軍佔領了整個城市。裕仁意識到這次陸軍進兵將使日本與國聯的關係更加複雜，因此試圖（透過奈良）警告陸軍不要再擴大事態。一週後，他暗示牧野召開御前會議處理這個問題；但由於宮廷近臣的意見不一，御前會議沒有召開。

1933年1月14日，當參謀總長閒院親王請求裕仁批准向滿洲增派軍隊時，裕仁就熱河的事情向他發出了警告。根據牧野的敘述（木戶記錄也證實），裕仁告訴閒院宮：“迄今為止在滿洲的順利推進已經十分幸運，今後若出現功虧一簣之事，將令人感到遺憾。熱河方面要特別謹慎處置。”換句話說，天皇指示閒院宮不要讓軍事行動做過頭。令他擔心的不是領土擴張行為本身，而是失敗以及失敗的責任最終落到誰的頭上。

而幾個星期後，裕仁就特意表彰了陸軍第二師團長多門二郎和滿洲事變開始時就加入戰鬥的朝鮮軍混成第38旅團司令官依田四郎將軍。將軍們到達廣島縣宇品港時，裕仁派侍從武官向他們轉達了嘉獎問候，之後又邀請多門和依田參加宮廷宴會，並向他們和其他高階軍官授予了皇家菊花紋章。本來這種禮物只表示一般的宮廷禮節，但此時卻表明大元帥對高階軍官們的行為的讚賞和驕傲。他們以閃電般的速度和極少的日本士兵的傷亡，擴充套件了裕仁負責管轄的明治時代的殖民地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