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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裕仁及其助手無法確定裕仁能否逃過審問——或是作為證人或是作為被告，因此1946年3月，他的5個助手開始著手幫他進行辯護的準備。當時，日本媒體充斥著關於戰爭審判的猜測，認為起訴將主要集中於把戰爭擴充套件到美英方面的責任上。因此，裕仁和他的親信們感到有必要主要針對英美開戰問題，而不是他在中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問題，進行辯護。麥克阿瑟司令部希望得到天皇回答的問題由新任命的宮廷和ＧＨＱ之間的聯絡官寺崎英成傳給了裕仁及其助手。寺崎的妻子是美國人，交戰的幾年間在日本生活，而她又是費勒斯准將的親戚。助手們向天皇提出美國方面的問題，然後又把他的回答記錄下來。

口授會議進行了5次，用了8個小時。然後，寺崎用鉛筆記下了這份長長的速記謄本的某些部分，速記謄本主要是以宮內省內記部長稻田週一編集和遴選的記錄為基礎。寺崎的記錄日期是6月1日，東京審判已經開庭了近1個月。更長的口述文字，最初題名為“昭和秘史回顧錄”，稻田的記錄就參照了這份文字，對這份文字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續到6月末。之後，這份文字被更名為“天皇談話錄”（聖談拜聽錄），不過寺崎沒有再參與而且也許他連見也沒見過它。

第四部分：東京審判反人道的罪行

1946年2月至3月，當日本民眾正在逐步瞭解新憲法的時候，ＩＰＳ的活動也在繼續進行著。ＩＰＳ執行委員會主要由組成法庭的各國“參與檢察官”構成，首席檢察官基南擔任主席。在職員中最富有經驗的律師的協助下，ＩＰＳ集中精力審問和挑選那些將以“反和平罪”被起訴的嫌疑犯。美國檢察官彙編的Ａ級嫌疑犯名單上有30個人的名字，而英國檢察官的名單上只有11人，兩份名單都沒有提到天皇。但是，澳大利亞檢察官提交的一份應被起訴的“百人臨時名單”中包括裕仁，指控他犯下了“反和平和反人道罪”。澳大利亞人還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備忘錄，作為指控天皇的證據。備忘錄強調，“在任何時候”　裕仁都不是“被脅迫簽署同意檔案”發動侵略性軍事行動的。備忘錄帶有修辭色彩地問道：“正因為他批准了連自己都不認為是正確的事情，他的罪行不就更重大了嗎？”

執行委員會將被告的範圍集中在28個人身上。被排除者中有滿洲事變的策劃人石原莞爾。石原在起訴準備階段就沒有被約面談。將他從被告名單上除去可能是因為他反對東條並試圖推翻其統治；　基南為此對他持正面印象。但這同時也反映了美國檢察官的錯誤認識，他們認為中間層幕僚，就同美國的情況一樣，絕對不可能成為發動侵略的原動力。

最終，26名被告人被起訴。曾經鼓吹過軍國主義和種族狂熱主義的實業家、大學的知識分子、佛教徒、法官和記者都沒有在內。4月13日，蘇聯代表團姍姍來遲後，曾試圖將在戰爭經濟活動中起過主導作用的3名企業家包括進去，但最後只是將梅津美治郎大將和外交官重光葵的名字加進了名單。前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和前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在審判結束之前死亡。另一位被告——大川周明——被診斷為精神失常。

由於美國在亞太地區巨大的軍事和經濟支配力量以及麥克阿瑟手中過度的權力，東京審判被告的選定以及後來的審判本身都給人一種嚴重的扭曲感。不過首先，這種扭曲來自於所有的同盟國政府實行的國際法從屬於現實政治的政策。那些政府都將本國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法律和道德居後。裕仁和他的顧問們也是如此，在展開的法律戲劇的幕後偷偷摸摸地活動著。

因此，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蘇聯代表團選擇了跟隨主導國家的做法，只有在美國主張的時候才會要求控告裕仁。僅有的參與了法庭審判的亞洲三國代表——中國、菲律賓和印度——也試圖儘量避免與美國政策的衝突，努力貫徹各自的調查方針。

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遭受的日本侵略更嚴重；也沒有哪個同盟國領袖比蔣介石更瞭解日本君主制與軍國主義之間的密切關係。但是蔣也認為裕仁將成為阻止共產主義傳播的屏障，所以他也選擇了不起訴裕仁。儘管蔣介石自己的軍事法庭在10個城市因戰爭罪行起訴並審判了883名日本人，但他沒有將東京審判放在較高的優先考慮的位置上。蔣與共產黨的戰爭即將重新開始。他需要美國的財政資助和軍事援助，並希望勸說日本軍事人員在投降後留下來，這樣他就可以在與共產黨的戰爭中利用他們。

蔣派遣到東京的規模很小的法律小組就反映了上述優先考慮：一名法官（梅汝璈）、一名檢察官（向哲濬）外加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