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2/4 頁)

鄉，在那時本可以堅持把赫爾的照會作為協商的焦點，推遲與美國的戰爭，可事實上他並沒有這麼做。

1947年12月26日，當東條將軍出庭作證時，ＧＨＱ和日本政府為了保護裕仁而進行的遊說活動達到了高潮。《朝日新聞》將頭版的大部分都用來登載東條的證言。當天的大標題是“天皇沒有責任 徹底主張‘自衛戰’”。4天后，12月30日，在美國律師讀完東條事先準備的供詞的摘要後，東條不僅為天皇還為導致1941年12月決定開戰的整個日本政治過程作了辯護。他堅持認為，日本政治沒有向反動性發生任何轉變，仍是從來的明治憲法體制下的政府。所有的日本戰爭暴行都是偶然發生的，無論是思想意識上的教化還是給陸軍灌輸的民族精神都與戰爭暴行無任何關係。主要是面對日本公眾而不是法庭的聽眾，東條將自己描述成一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他否認侵略戰爭是犯罪並宣稱：

直到最後我都堅持這場戰爭是自衛戰，是不違反現公認的國際法的戰爭。直到現在我都未曾想到，我國因為進行了這場戰爭，會作為國際犯罪受到戰勝國的追訴，還有戰敗國的合法官吏個人會作為國際法的犯人、條約的違反者而受到追究。

東條巧妙地將他和天皇的開戰責任與完全不同的戰敗責任進行了置換。戰敗是在兩年前發生的，而且戰爭進行了一半的時候，東條就離開了政權。站在證人席上的東條顯得心地高尚：“第二個問題，即關於戰敗的責任，是當時的總理大臣我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不但接受這個責任，而且衷心希望承擔這份責任。”

東條的表現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藉此，在那些對審判有敵意、希望看到哪怕有一個被告站出來表現得很忠臣的人們中間，東條的名譽得到了恢復。而基南的對應卻沒有產生什麼效果。可是第2天，在木戶的美國辯護律師威廉姆·洛根的質詢下，東條無意間、間接地牽連了天皇，引起了法庭的轟動。

洛根：你能否記起哪怕是一個事例，木戶違反天皇的和平願望，採取了什麼行動？或者是提了什麼建議？

東條：當然不會有這種事例。據我所知，沒有。不僅如此，日本國的臣民，違反陛下的意思幹這幹那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說，日本的高官了。

東條的失口破壞了裕仁對開戰決定不承擔責任的論點，法庭審判長韋布立即向檢察方指出了這一點。這是無法忽視的問題。裕仁的一個親信侍從立即向巢鴨監獄的木戶傳話，讓東條更正他的錯誤。在首席檢察官基南的幫助下，東條在1948年1月6日的下一次作證時就此做了訂正。儘管如此，還是帶來了負面影響：檢察方的證據和東條的證言再一次將沒有出現在法庭上的天皇牽扯了進去。

第四部分：東京審判三類罪行

在戰犯審判之前、之間和之後很長時間，退位的威脅一直沉重地籠罩著裕仁。危險來自那些希望參與政治事務的身邊的皇族，和所有認為應該用特別的道德標準要求國家領導人的人。

高松親王就是幾位希望裕仁退位的皇族之一。日本正式投降約1年後，1946年9月20日，他在日記中吐露，僅僅因為裕仁積累了多年為君的經驗，或者因為他的退位會給麥克阿瑟帶來麻煩，所以就讓天皇保留皇位是不明智的。期望攝政但又不能言明，因此高松親王支援推舉秩父親王為攝政的意見。早在1945年9月30日，他就在日記中寫道，經過長期休養的秩父親王返回首都，他“已經能見人，一旦需要的時候，也能做攝政”。高松顯然認為裕仁不會永遠呆在皇位上，所以一直保持著對裕仁的批判傾向。其他的皇族成員，如三笠親王和東久邇親王也支援早期退位。

很快，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如自由主義哲學家田邊元，就公開呼籲裕仁　“要敢於表現出更切實的責任感”。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南原繁也規勸裕仁退位。著名詩人三好達治從戰場上為天皇犧牲性命計程車兵的立場出發，最早對天皇的道義責任提出指責。除非天皇“在形勢的允許下儘快”退位，否則“世上就沒有道理了”。三好在1946年春到初夏發表的一系列獲得反響的隨筆中說：

陛下作為一國元首，必須作為第一責任者為這次戰敗承擔責任陛下允許了軍閥之流橫行，多年來沒有施應施之策，疏忽怠慢之責甚大。在陛下的赤子的名目下，他們樸素地信賴陛下如慈父。他們相信陛下真正是陛下軍隊的大元帥。他們在陛下的名義下服從軍規，高呼著陛下萬歲倒斃在軍陣上。對如此忠良的臣民，卻發出“陸軍真是個麻煩”的陛下對忠良計程車兵們，陛下是有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