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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入香港的高峰期為2至7月。上海為遠東最大工商業城市，流失的資金肯定比廣州　多。資金形式有黃金、白銀、珠寶、外幣等。流入形式為自帶，極少透過銀行，因此　無法估量。 另外，原來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商行，均卷資入港發展。 百餘年來，香港雖名為世界自由貿易港，但上海在這方面的功能並不亞於香港。　上海扼守長江流域，處中國東部中心，又以遼闊的中原為腹地，城市規模、經濟發達　程度，以及在國際金融貿易的地位，均勝於香港。由於政治與戰爭局勢的變化，這似　乎成了一條規律：滬盛港衰，港起滬落。 1949年後，上海的半殖民化的自由經濟漸納入計劃經濟軌道。一方面帝國主義對　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另一方面中國奉行關起門來搞社會主義的國策。這樣，上海“準　世界自由貿易港”的功能日漸消失。上海的對外貿易，基本限於社會主義陣營或友好　國家間的易貨貿易，以及援助亞非拉。 戰後經濟復甦的東京，有可能成為“準世界自由貿易港”，但日本的貿易壁壘和　高稅制，使各國商人望而卻步。這樣，香港就是遠東唯一的世界自由貿易港。香港基　本成了中國內地轉口貿易的唯一通道。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功能輻射全世界，它在許多　方面遠遠走在上海前面。 在香港的五大船王中，相信還有兩位船王，內地人一定相當陌生：華　光航運的趙從衍、萬邦航運的曹文錦。不過，趙氏、曹氏兩大航運世家，　在香港卻是相當有名。 趙氏、曹氏都是來自上海航運界的家族。兩家高滬來港的時間前後不　超出半年。他們來港重執航運業的目的一樣：都是看好“會流動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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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避風落根 1948年隆冬，刺骨的寒風在黃浦江掀起渾濁的浪花。國星號的汽笛如　位聲在外灘的洋行大廈間迴盪，國星號緩緩偏離碼頭，將駛往南中國海的　香港。 這大概是國星輪第一次裝載這麼多乘客，它純粹是一艘散裝貨輪。不　過眼下這情景，已見怪不怪，離滬的“難民”如潮水四溢。國星輪上，就　有該輪的老闆——趙從衍及他的四位公船上的上海人問趙老闆還回不回上　海。趙從衍道：“我是去避避風頭的，當然還要回來。” 熟悉上海航運界的人們，誰不知道趙從衍的大名。趙從衍跟人們通常　所見的船東不同，他們多是從風口浪尖中摔打起家的，而趙從衍是律師出　身，純粹一介書生。 趙從衍是江蘇無錫人氏，父親是官僚，家境富裕。趙從衍就讀於上海　東吳大學法學院，求學期間，與同學倪亞震結為伉儷。趙從衍畢業後，在　上海做律師。 1940年，日偽政府對律師重新註冊登記，趙從衍為示“抗議”，放棄律　師業，投入商界。最初與一位英商從事進口香菸業務。日軍偷襲珍珠港，　英美與日本成為敵國。英商離滬流亡，香菸進口業務嘎然而斷。 趙從衍與友儕開辦船務行。他們沒有船，僅是代理——為貨主聯絡船　只，又為船主招攬貨源，從中賺取佣金。這便是趙從衍的航運啟蒙學校。 上海收復，中原大地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物資極為匾乏。 日偽期間，上海留下大批物資，遠東各處，亦有戰爭剩餘物資運來上　海。 趙從衍見這是一宗好買賣，便傾其多年積蓄，購買一艘二手洋輪，取　名國星號。趙從衍既是船主，又是貨主，一石二鳥，財源廣進，到1947年，　已躋身千萬富豪。 當年百萬富翁已是非常了不起，趙從衍30出頭就有千萬身家，在富翁　雲集的上海灘亦不多見，以市值論，相當今天的數億。趙從衍馬上大舉進　軍房地產，購下的物業竟有數條街之多。好像趙氏是開國家銀行的——他　那艘國星輪就是“銀行”。 1948年冬，解放軍氣吞山河，銳不可擋。趙從衍安排太太帶幼女乘飛　機去香港，然後帶四個兒子乘自己的船去香港。 趙從衍選擇了中立的香港為避風港。 趙從衍的兒子趙世光回憶當年的情景： “當時父親告訴我們要到香港度假去，誰知一去便是幾十年，而且是　在香港落地生根。當年，我們乘搭的那艘輪船體積龐大，大約有3千到4千　噸，儼如巨無霸一樣，至今我仍然歷歷在目。” 曹文錦約比趙從衍小10歲，曹氏家族是真正的航運世家。曹文錦祖父　曹華章開設一間曹寶記船業公司，從事長江流域的內河運輸業。但曹文錦　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