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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的結局”，惟一能做的，是尋找一條新的航線，以便香港飛不成後，還可以出去。

這不僅是“中航”的思路，也是交通部和國民政府高層意圖，已經不單單是運送物資的問題，打不開航路，連政府要員出訪和國際間的互動都成了問題。

幾乎是邦德得到總領事傳遞來的訊息同時，重慶國民政府也得到了情報，蔣委員長在得知即將被逼上絕路後，立即命令交通部不惜任何手段力保對外聯絡通暢。三天後，日本逼迫英政府關閉香港空中通道和滇緬公路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中航”總經理黃寶賢還未來得及與美方協商下一步計劃，交通部根據蔣委員長命令發給“中航”

的密件已經到了。據後來看到過這封“密件”的老人講，函中就是責成黃寶賢組織力量，迅速開闢新航線。密令中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必須“飛出去”。

“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炸的炸、毀的毀，再加上“合作伙伴”又是對手的同盟國——此時正在歐洲肆虐橫行的納粹，幾乎完全陷於停頓狀態，整個擔子必須全部壓到中國航空公司身上！

日本人的逼迫、交通部的重壓讓往日裡和善可親的總經理也情緒激昂，在回覆交通部的電函中，黃寶賢猶如即將帶領士兵開赴前線的將軍立下軍令狀：開闢新航線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也要開闢“新航線”，但與“中航”總經理不太一樣，他沒有任何豪言壯語，目的也不太一樣，他要發展壯大“中航”。“泛美”總部派他來中國，要的是利潤。到了這種緊要關頭，他還是對“未來”的“中航”充滿信心！正如一個在撒哈拉沙漠中問路的美國人得知離大海還有800公里時，馬上欣喜若狂地喊道，好大的一片海灘！

此時，邦德就是站在沙漠中的那個美國人，面臨絕境，面對山窮水盡的“中航”，他的腦海中還是一幅“美好藍圖”。

中美雙方出發點不同，但目標一致。

另外，雙方政府高層間的溝通作用也不可小覷，蔣介石委派已改任外交部長的宋子文為駐美全權代表就是最好的證明。

研究新航線、研究向哪飛用了將近半年時間，按戰時要求，這個時間長了一些。

但仔細一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天空雖遼闊，但不能隨心所欲，經邦德、黃寶賢及“中航”高層管理機構多次探討，一致認為，未來的新航線要符合以下四個要求：一、兩端（重慶、昆明能否守得住已經是問題了）的基地必須設在海港、河港或鐵路終點站。

二、從另一端飛往中國的距離應在飛機最大航程之內，而且必須適合經濟運作。

三、基地必須是比較安全的，以防日機攻擊。

四、公司運作必須得到當地許可。（注三）調配飛行員。

第五章　抗戰中的國民政府（5）

此時，夏普、倫納德、艾利森、麥克唐納都在最黑的夜晚、最壞的天氣裡拼命地飛香港——南雄往返航線，看來，只有選擇那個倒黴蛋吳士。報務員好配，但副駕駛本來“海軍上將”是不應該停下來，但黃寶賢當仁不讓地堅持“新航線”一定要選一位中國人，那就只有陳文寬！

這是中國政府絕對“控股”的航空公司，新航線的考察和開闢也理所當然地要有中國人參與，這也是“國家主權”，是“榮譽”！

事關國家“主權與形象”，平日裡平和謙讓、一直與夏普和睦相處的黃寶賢，在選派飛行員上與頂頭上司據理力爭、絲毫不讓。

理由也是如此充分！

除陳文寬外，“中航”又增加了三位由中國人擔當的正駕駛：黃官悅、譚歡在、陳鴻恩，雖然都可以獨立飛行，但與那些資深機長相比，邦德還是有些不放心，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還是保險係數越大越好。

“民主”方式，相互妥協，雙方都退讓一步，機長（正駕駛）吳士，副駕駛由中國機長擔綱。

陳文寬一直駕駛水上飛機，技術好，又是從美國歸來，口語好，便於正副駕駛員之間溝通。

選擇正駕駛吳士還有一個重要“理由”——他曾兩次遭遇日機，既能在陸上迫降又能“落”在水面，不折不扣的“海陸空”大全，可謂“臨戰經驗”豐富。這次開闢新航線所要飛經的區域都是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誰知道是否會遇上日本戰鬥機！

按照上述四點，此次飛行應在中國、印度、緬甸三國交界這麼一個地域，應該是DC…3飛機所能達到的最大航程。

大致劃分一個飛行區域，沒有航圖，沒有氣象預報，所經山系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