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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蘇聯專家認為；這條鐵路只有軍事價值而沒有經濟價值；所以一切只從軍事需要方面考慮。儘管如此；這畢竟是福建省內的第一條鐵路（原先雖然有一條建於1910年的僅二十八公路長的漳廈鐵路；但在抗戰時被拆掉了；所以解放初福建鐵路建設仍是空白），意義就非同尋常。而且一旦火車開進了深山老林；沿海與內地之間有了這樣一條大動脈；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其經濟價值就明顯地突現出來；當然問題也隨之暴露了出來。從此；李道�似與這條鐵路結了緣；設計生涯中幾乎有三分之一的光陰與它纏在一起。

接下來他又參加了一個全國重點專案———鄭州鐵路樞紐站的設計工作；因那時全國的鐵路網線還很不健全；鄭州站處在東西南北線的交叉點上；過往車輛堵得厲害；車站很不適用。　中央指示；鄭州是我國鐵路網的心臟；一定要叫它跳動起來！當時鐵道部長滕代遠；副部長呂正操；下決心解決鄭州的問題。他們請來了蘇聯專家；又集中了一批技術人員；在武漢搞技術攻關；李道�也是攻關組成員之一。說是要這些青年人向蘇聯專家學習；但是在組織聽蘇聯專家講課時；卻不讓他去參加；某些領導把聽蘇聯專家講課當成了一種政治榮譽；專門挑選了一些黨團員去聽課；出身不好的人沒有份。這對李道�的自尊心是個極大的刺激；他憋著一口氣；不相信比不過人家；他決心一定要幹得比別人更好；一定要超過他們。他給父親寫信；傾吐了自己的苦悶；也表示了自己不甘“出局”；定要做出成績的決心；在信中還寫了一個大大的“哼”字；對那種“左派”的做法表示了強烈的抗議。

他雖不能去聽蘇聯專家的課；但可以在工作中向專家請教；專家是蘇聯基輔設計院的馬克蘭先生。馬克蘭還有一個助手；在實際工作中；他倆還是很講究實際的；對有的領導提出“要無條件地服從蘇聯專家”的口號；他們就很有意見；他們說：“在設計上大家有什麼意見和想法可以儘量提出來；因為我們沒有到過現場；而你們去過現場；對實際需要更熟悉些；怎麼能無條件服從我呢？”李道�跟他們一起幹了兩年；的確受益匪淺。　事實證明；李道　是個強者。

1957年鐵道部在北京審批方案時；他提出了一個修改方案；把二期工程的整個圖形改變了；引起與會人員的極大興趣；兩位蘇聯專家也很高興；他們認為這個改動很有實際意義；所以二期工程的最後方案實際上是按照李道�的意見實施的；使鄭州鐵路樞紐真正起到了“結構”全域性的作用。　設計得到了鐵道部專家組的認可；當然是件高興的事；可是還沒等他高興完；“反右”運動鋪天蓋地地興起來了。在“大鳴大放”的時候；他提了一個建議：對於一些人；不能歧視他們；而應一視同仁；他們有他們的特長；應當儘可能地放手叫他們幹工作；而不應該壓制他們；不讓他們發揮特長。結果領導不高興了；認為這是有問題的言論；一道命令下來———下放勞動去！他就只好捲起鋪蓋；來到河南一個叫江岸的小車站；去幹“李玉和”的手藝———扳道！臨行時關照他；要在那兒勞動鍛鍊三年。

江岸小站的站長“覺悟不高”；並不歧視他；知道他有真本事；還叫他幫助搞些技術改造；注意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儘管每天要守十二個小時的鐵軌；加上交接班，一天要工作十三個小時；但是在那個時候；大賣國賊的後代能在一個不受歧視的工作環境中工作；幾乎也是一種奢望。何況幹體力活兒還有糧食供應上的優勢；能發給四十三斤糧票；而機關裡的技術人員只有二十八斤定額口糧；那時是實行糧食計劃供應。所以講好要下放三年；李道　也認了。　但是“人怕出名豬怕壯”；李道�活兒幹得好；能耐大；來找的地方多；逐漸名聲傳出去了；周邊哪個車站技術上出了問題都願來找他解決。有一天鄭州鐵路局的領導來站上視察工作；看到他正在扳道岔；心疼得不得了；因為在搞鄭州鐵路樞紐設計時他們認識；而且相互很瞭解；於是決定把他借到鄭州站幫助工作。這樣在鄭州幹了半年；而武漢第四設計院領導不平衡了；說這是我們的人呀；為什麼要為人家幹活？不行！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再把他抽回去；提前結束了扳道岔的差事。

其實李道洪心裡還真有點捨不得那份扳道工的工作；畢竟四十三斤糧食能吃飽呀；他那時正是年輕力壯、能吃能幹的時候；二十八斤糧吃不飽呀！　回到設計院已是1958年底；正是要成立福州鐵路局；到處抽人的時候。而各單位為儲存實力都不願放人；逼得鐵道部的總工程師到下面來挖人。有一天他在四院的走廊裡碰到李道　；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剛剛歸隊；沒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