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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子”；曾在信中和他弟弟鶴章懷舊：“前吾祖父窮且困；至年終時；索債者如過江之鯽。祖父無法以償；惟有支吾以對。支吾總非長久之計；即向親友商借；借無還期；亦漸為親友所厭。其時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積蓄；時為賙濟；並勸祖父以勤儉；並亟命兒孫就學；吾祖父從其言；得有今日”（《李鴻章家書》）可見早年李家日子並不好過。但是李殿華心氣很高；立志讓四個兒子都能讀書做官；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為此；不惜工本地請來科場高手當家庭教師；助兒子們攻讀、備考。

四個兒子中總算小兒子李文安實現了老爸的理想；於江南鄉試中舉；四年後又考中了進士；從而躋身於京城袞袞諸官之列；使李家這個淝水邊的中農之家；一夜之間“以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廬州府志》）。李文安即是這個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場、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譜記載的前七代人中；惟一的一個進士。

考中進士在當時真是何其了得！多少人苦讀一輩子也不得入其門。李鴻章的淮軍哥兒們中；只有劉秉璋一個人是進士。他的同黨唐殿魁、唐定奎家；打仗能行；讀書不行；二百年間；整個唐氏家族只考中了一個秀才；所以他的後代唐德剛先生正話反說：考進士考不中是正常的；而考中是不正常的（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全國每四年才有一次考進士的機會；每次只有百餘名幸運兒能夠登榜；比現在的博士還難考；可見科舉之難“難於上青天”。

李文安早年讀書讀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從小身體很弱。別人家聰明的孩子四歲就開始啟蒙了；他到八歲才讀書。到了十三歲。別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讀完“四書”和“毛詩”。老爸望著他直髮愁；沒看出他是個大器晚成型的人才；還以為他貪玩不用功；就叫大兒子李文煜來督陣；專門管著他讀書。

李文煜科場也不順心；考中秀才後就再無長進；也學老爸的樣子；在家開館收徒教書。這個大哥對付小弟也真厲害；每年正月初三就開學；一直要念到大年夜為止；毫不放鬆。畢竟嚴師出高徒；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結果李文安中了舉而大哥未中；幾年後李文安又中了進士；而他幾個哥哥都名落孫山。

不過李文安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讀到三十五歲那年（1834）才江南鄉試中舉。在這之前；他已經歷了十數年的寒燈煎熬；期間也當教書先生；或收徒；或館於人家；但自己的功課絕不放鬆。中舉後又過了四年；終於考中了進士；這時他已快四十了；度過了他的人生的大半截（據李文安《都門望雲思鄉賦》）。

但最要緊的還是他的“命”好。他這個進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與數年後大紅大紫的曾國藩同一年考中；這種關係過去稱為“同年”。在那個時代；這是一種極其微妙又極其重要的人際關係；從“實惠”的意義上說；遠遠超過了同鄉、同學、同族，甚至超過同胞的關係；因為同時考中進士就意味著要同時做官；有著共同的聯絡和參照。初做京官的他們無形中就是一個整體；除了他們的考官；他們之間往往比官場上的其他人更親近；更能夠理所當然地相互幫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性格比較內向；“資性中下”；但他萬事心中有數；眼力不差；同年中始終與曾國藩拉得挺緊。那時曾國藩不過是個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不過是個編編史書的閒官；後來才當上禮部、兵部、吏部侍郎（相當於現在的副部長）。而李文安早早地就安排兩個兒子李瀚章和李鴻章去拜曾為師；跟其學“經世之學”；一旦到了他們要奮發進身的時候；就派上大用場了。這大概是李文安貢獻給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他本人作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剛厚重；堅持依法斷案；每到秋審最後斷案的時候；披覽案卷總到深夜；力求準確地量刑；不冤枉一個好人；“庭諍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強不苟合；不獲於上官”（李鴻章為其母親寫的《墓誌銘》）。其實，歷來官場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認真；又不能太認真；要看是什麼事。你什麼事都太認真了做官就不討巧了。問題是李文安安徽人的脾氣；凡事都太認真了；就必然不討上司的喜歡；所以他始終沒能當上“部級幹部”。他們同年中別人都升得挺快；他弄來弄去還在看監獄。

儘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們看得清楚；用詩的形式記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獄囚的善舉；這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是極其難得的。那年頭連無辜的老百姓都沒人關心；誰還去關心那些獄囚呢？

有《詠李玉泉先生為提牢詩》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