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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海軍中的大英帝國爵士（21）

鄧是經濟戰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經濟，他曾經準確推斷出日本將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斷依據就是日本各種物資的儲備和消耗，令重慶歎為觀止。他指揮的經濟作戰也別開生面，是以製造偽鈔為主，一箭雙鵰。

鄧認為日本佔領中國華東、華北地區，目的在於進行經濟掠奪。因此，製造大量偽鈔，和敵人爭奪物資，就成為有效的經濟戰手段。當時，銀行家貝祖貽是軍統在上海的暗線——此人，大家有印象嗎？他兒子很有名，叫做貝聿銘，就是在香港造中銀三稜刮刀的那位——利用職務之便定期收集日佔區的各種鈔票交給軍統，戴笠便下令在重慶鉅額仿造，而後透過安徽界首武裝偷運入日佔區，瘋狂搶購各種物資，並用來賄賂拉攏偽軍將領。這一手給日軍造成了極大的經濟壓力，物資大量流失，物價飛漲，因此日軍在特高課成立專門機構實施反經濟作戰，不斷更改鈔票，增加檢查手法，意圖恢復對佔領區的經濟控制。

這樣，軍統的假鈔經常被查獲，而如果偽軍將領使用假鈔，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慶的聯絡。

自從林頂立加入，這個問題就不復存在了，特高課每發現一種新的假鈔，或者每策劃一種新的檢查手法，林都能從內部預先獲得訊息，提前通知軍統，因此軍統的印刷廠馬上進行相應調整，使日軍雖然變化萬端，依然防不勝防。

這套經濟作戰貫穿整個抗戰，它破壞了日本佔領區的經濟掠奪，為重慶獲得了大量急需物資，同時——大概也是最重要的——養活了日益膨脹的軍統。據鄧葆光的報告，每年軍統利用“經濟作戰”獲得的財富達到幾萬根金條，當時軍統的富有連蔣委員長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門比如中統雖然幾次試圖分一杯羹，一來遭到軍統的打壓，二來仿製的鈔票經常被查獲，始終不成氣候。

林頂立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將日陸海軍在東南沿海的佈防情報準確傳送給軍統，包括日軍佈雷區、軍艦出入港等情況。二戰後期盟軍潛艇在東海、南海的作戰，許多依據了林的情報。1945年，因為日軍困獸猶鬥，抵抗激烈，美軍曾計劃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為此，林情報組也提供了大量當地日軍佈防和戰鬥力，以及水文氣象方面的情報。由於日軍8月投降，這一戰役未及實施。

同時，軍統自身也充分利用了從林處獲取的東南軍事情報。戴笠和美軍共同組建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為了獲得美方信任，戴笠攜美海軍中校梅樂斯親自赴東南敵後，車隊穿越日軍千里防線如入無人之境，直到東海之濱，令梅樂斯大為驚歎，也對軍統的工作能力產生了更大的信任。他當然不知道，透過林頂立，戴早已經對日軍的佈防瞭如指掌，當然知道怎樣趨避了。

戴笠對林頂立的價值非常清楚，因此反覆強調對林提供的情報只能“被動運用”，絕不主動要求林搜求容易導致暴露的情報。

但是林本人藝高膽大，更做出軍統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揮的臺灣挺進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門兩個分組，甚至在鼓浪嶼建立外圍組織“同聲俱樂部”，吸收福建、臺灣愛國高階人士，形成了鞏固的抗日團體，其團體成員，則逐步控制廈門偽政權各個部門。在林的努力工作下，廈門等地的偽組織除偽市長李思賢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們的運作下，廈門成為各日佔區組織中最為熱鬧、卻效率最為低下的一個部分，而日軍卻也不聞不問，因為當地負責調查控制偽組織的特高課、興亞院和憲兵隊，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頂立的手中。

本來這些機關是由日本老特務澤重信控制的。澤重信，1899年生於大阪，士官學校畢業後轉入陸海軍特種訓練班，長期在總部設於臺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務機關”工作，擔任日軍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陸海軍特務系統總負責人。1939年9月，廈門特務機關長田村崇則被中國特工刺殺，澤重信親自前往廈門坐鎮，公開擔任興亞院負責人，地方理事官，臺灣總督府駐廈門囑託、海軍總部囑託、日本亞洲共榮會事務囑託、華南情報部部長等職務，是日方在廈門的最高指揮人員。他前往廈門的時候帶去了自己最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卻不料給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華南的一個日本女特工被軍統拉入組織，併為中方提供情報，日方覺察後將其逮捕槍決。與這個女特工有聯絡的若干軍統外圍人員被捕。根據審訊中的記錄，澤重信發現廈門暗藏著中國方面重要的特工機關，因此決定順藤摸瓜，投入力量進行偵破。

以日軍的效率和能力，林頂立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