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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應該這個寫法？“日軍把我同胞訓練成惡徒，以至姦殺日人”

不知道這件事上，皇軍能怎樣有理法。

揭開抗戰期間日特機關在華販賣鴉片秘密

毒日——歷史文獻

日前，英文版《日本時代週刊》以頭條報道的方式發表署名文章，介紹了一份在日本發現的重要歷史文獻——“裡見甫檔案”（《宏濟善堂紀要》）。這份作成於上個世紀40年代，並被標註“秘”的檔案，無可置疑地揭露了日本特務機關在侵華戰爭期間怎樣在華經營鴉片貿易，並將其收益用於軍費和偽政權開支的情況。

實際上，對於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販賣鴉片毒品的史實，曾經受到很多有關專家學者的重視。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甚至曾經專門研究過上面檔案中日方的重要販毒機關——華中宏濟善堂。但是，由於宏濟善堂的負責人，日本大特務，“裡見機關”負責人裡見甫在日本戰敗前提前解散了這一組織，並精心銷燬了有關證據文獻。因此，對於它在中國從事鴉片販賣的細節和具體業務資料，此前一直是一個謎。

《宏濟善堂紀要》的發現，有力地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這份21頁的檔案原存於東京國會圖書館，夾雜在日本某前財政大臣捐贈的圖書中，此人曾是裡見甫的一個密友。它清晰地記載了宏濟善堂經營鴉片貿易的範圍、來源、收益和操作方法。從這部文獻中可以看到，日本在華販賣鴉片的收益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僅僅1941年，它就向淪陷區的中國人賣出了222噸鴉片，獲利3億元。而當時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一年的預算，也不過這個數字。日本利用鴉片貿易從中國進行的掠奪和造成的危害可見一斑。

這份檔案的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裡見甫，日本在華進行鴉片貿易的實際負責人。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曾經寫作《鴉片王裡見甫》一書講授他的生平。

裡見甫，福岡人，1931年成為關東軍參謀部第四課（對滿政策課）的高階特務，借偽滿“滿洲國通訊社”首任主編的偽裝身份，從事情報收集、宣傳瓦解等任務。抗戰爆發後，為了滿足日本軍方對軍費的鉅額要求，裡見甫與大特務甘柏正彥、影佐貞昭合謀，在上海設立裡見機關，控制華中宏濟善堂，專門從事罪惡的鴉片貿易。戰後，與岸信介、兒玉譽士夫等同被作為A級戰犯起訴。但由於美國的政策重點從反法西斯向反共轉移，裡見在最後的審判中被釋放，從此在東京世田谷的豪宅中過起隱居生活。1965年裡見甫因醫療事故死去，年69歲。《宏濟善堂紀要》從行文來看，這是裡見甫就鴉片貿易的業務狀況，向日本政府處理中國事務的機關興亞院（總裁由日本首相兼任）進行彙報的報告。東京都大學教授千葉核對當時興亞院負責人的變遷，發現這份報告的物件正是興亞院總務長官兼政務部長及川源七中將，這也與該檔案附件中的記載內容相符。

這份報告的具體內容，揭開了日本特務機關在華販賣鴉片的多個難解之謎。

首先，它揭示了宏濟善堂是在怎樣背景下成立的，收益用於何處。裡見甫在文中這樣寫道：“在日本戰時體制的控管下從事鴉片貿易。”其收益則一部分用於填補日本陸軍的軍費缺口，如情報工作所需，一部分用於扶植偽政府，接受過宏濟善堂資金的偽政府包括汪精衛偽政權、偽滿政府和德王偽蒙政府。

其次，它揭示了日本特務機關販賣的鴉片到底來自何處。根據這份檔案的記載，宏濟善堂的鴉片主要有三個來源。第一是利用偽蒙、偽滿政府強迫當地人民種植鴉片。1942年，偽蒙政府的財政收入中，鴉片佔了28％；第二是從伊朗購入。1941年，宏濟善堂共從伊朗購入鴉片160萬兩；第三是來自臺灣等地，主要是精煉毒品。在東京審判中，裡見甫曾承認自己從事鴉片貿易，但堅決否認涉及嗎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為，這些毒品的危害比鴉片更甚。而這份檔案中，卻有裡見甫1942年6月1日，透過日佔臺灣總督府獲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紀錄。而他在偽蒙地區經營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嗎啡。宏濟善堂並有向東南亞販賣那可仃的計劃。

如《鴉片王裡見甫》的作者西木所說：“這份檔案，是一份裡見甫無法抵賴的罪證。”

更有價值的是，這份檔案清晰地揭示了當時日本政府和鴉片貿易的關係。及川源七曾在戰犯審判中堅決否認與裡見甫有任何來往，這份材料顯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謊”（西木語）。宏濟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務機關“裡見機關”控制的下屬機構，裡見在報告中直言不諱地說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