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頁)

力的約束機制，就可以在經濟上獲得成功。而在實踐中，怎樣才算是〃充分〃呢？讓我們回到那個擁有價值20％GDP的資源租金，以及激烈的選舉競爭的國家。記得我們提到，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各政府部門間的權力制衡，與一個獨裁國家相比就會喪失整整3％的增長率。根據我們所使用的權力制衡的定量標準，社會僅僅需要17種可能的約束措施中的4種，就足以消除這種劣勢，而有了8種約束措施，它就能反敗為勝，反超獨裁政治2。8％。只要17種約束措施中的4種，聽起來並不是那麼多，但不幸的是，這已是資源豐富社會通常所具有的兩倍了。資源豐富的國家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需要政府各部門間的權力制衡，但悖論的是，它們比任何其他國家都缺少權力制衡。

那麼，如果一個社會新增了17種約束措施當中的4種，是不是就足以如願以償了呢？大多也都不太可能。定量的指數只不過是粗略的估計，而不是一份藍圖。它不能告訴我們哪一種權力制衡最為重要，也不能告訴我們它們如何相互影響，以及它們如何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然而我們還是可以探討得更深入一點。如果非要說哪一種約束措施最為重要，那就非自由的新聞輿論莫屬了。有個叫做〃自由之家〃的組織，多年來將全球的新聞自由狀況納入到一個評分系統中。評分相當粗略：只有自由、部分自由、完全不自由。我們使用它來考察在資源豐富社會中的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上是否有所不同。我們發現自由的新聞輿論相當普遍地與更快的增長率關聯在一起，但這種效應在資源豐富的背景下顯得更為顯著。

最後，我們試圖追查權力制衡能改進哪一種政策。目前我們已推導到了投資決策：權力制衡可以提高投資回報。有關權力制衡能夠提高投資回報的實際事例，可以見於非洲最重要的產油國奈及利亞。在1979年之前的大約10年內，奈及利亞一直處於軍事獨裁之下。令人歡欣鼓舞的是，在1979年國家回到了民主之下，推選謝胡·薩格里（ShehuShagari）為總統。不幸的是，他的政權結果成了一個沒有權力制衡、受裙帶關係驅使的選舉競爭的典型例子。政府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恢復了一個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專案，這一修建大壩的專案是在軍政府統治時期核准的。現在這一專案又被重新提起，只是它的花費根據新合同，已從1。2億美元升至了令人瞠目結舌的6億美元。政客們不惜血本地收買那些能夠讓他們當選的投票者，如今便迫不及待地要收回自己的投資了；他們的如意算盤就是從大壩專案中撈油水。

第二部分　第16節：自然資源陷阱（5）

第二個例子同樣出自奈及利亞，時間要更近一些。1983年底，奈及利亞再次落入軍事專政的魔掌中，直到1998年才又迴歸到民主領導之下。到了2003年，奧盧塞貢·奧巴桑喬（OlusegunObasanjo）開始了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他也曾於1976~1979年間，擔任軍事統治下的國家首腦）。他的第一個任期，就像薩格里的政權一樣，是從軍事統治向民主政治的一種過渡，而且也確實與薩格里的政權如出一轍。選舉競爭十分激烈：在2003年的選舉中，80％的在任參議員被擊敗。與此相應的是，權力制衡名存實亡；根本就沒有時間讓它們各就各位，權力部門的所有利益都對權力制衡視若仇敵。而奧巴桑喬卻鼓起了相當大的勇氣，開始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引入缺失的權力制衡。首批措施之一就是要求公共投資專案需要公開競標，而這一約束措施令人吃驚之處，就在於它之前居然一直缺席。當這一要求最初提出時，造成了些許反覆：之前批准的專案又重新進入競標範圍。競標的過程使這些專案的成本平均降低了40％。

這兩個奈及利亞的案例——由缺乏約束的選舉競爭產生的過渡政府導致大壩修建成本鉅額增加，而基礎性的約束措施則導致公共投資專案的成本大幅降低，這說明資源豐富的民主國所面臨的危險無處不在。

第二部分　第17節：惡鄰環繞的內陸陷阱（1）

第四章惡鄰環繞的內陸陷阱

在我擔任世界銀行研究部主管期間，有一天，一位年輕的迦納人來拜訪我。他是中非共和國首相的經濟顧問，這說明了中非共和國的某些事情——首相找不到合適的本國公民來做自己的經濟顧問。這個國家受過教育的人本來就很少，而多年來的施政不當更使這些少數人流亡國外，甚至連它們的首相都是迴歸的流亡者。不管怎樣，這位認真的年輕人讀過了我的著作，希望得到一些建議，使國家擺脫停滯不前的狀態。終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