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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封為陸軍元帥（他自封的全稱是：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傑出服務勳章和軍事十字勳章獲得者，地上萬獸與海中水族之主，非洲尤其是烏干達的大英帝國的偉大征服者，終身大總統閣下，陸軍元帥哈迪吉·艾迪·阿明博士）。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阿明已經倒臺了近10年，但許多潛在的投資者仍然以為他是總統。在最底層的10億人國家中有58個國家，投資者不會逐一對它們進行了解，而只會將它們統歸為〃非洲〃，隨後對它們置之不理。這與中國恰恰相反：每一家重要的跨國公司都知道應當與中國的發展齊頭並進。這甚至在統計學上就能顯示出來：一組研究者已經揭示，投資者對最底層的10億人國家的評估系統性地誇大了這些國家存在的問題。

第三點原因是，政策上的改進實際上往往並不穩固，許多剛開始的轉機轉眼間就會前功盡棄。改革在政治上往往是困難的，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所見，它並沒有從有條件的捐贈政策當中獲得多少幫助。即使是那些真正想要進行改革的政府，也往往會被迫反對一些援助國急切催促它們進行的改革，因為這些援助國總是想要畢功於一役。而政府並不想偶爾才拿到的錢，就胡亂進行一些改革，隨後便不了了之。所以真正的改革者往往不能將自己和冒牌的改革者區分開來。因為他們不能證明自己改革的誠心，投資者便將他們和冒牌貨們混為一談，說：〃不用聯絡我們，我們會聯絡你們的。〃隨後卻去了中國。

第二部分　第25節：錯過的順風船：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的最底層10億人（6）

根本上說，這是一個可信度的問題。由捐款促發的改革並不能為投資者所信任，而即便沒有捐款，這些改革也是有高風險的。一個真正要改革的政府應當做些什麼呢？經濟理論給了我們正確而標準的解答，但那並不怎麼吸引人。政府需要發出一個表達它們意圖的令人信服的訊號，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進行一番痛苦的改革，而冒牌改革者是不會去進行這樣的改革的。這樣做才會顯示出這個政府的真正決心。烏干達政府實際上就是這樣去做的。它將財產物歸原主，即那些被阿明驅逐出境的亞洲人。在總統選舉的準備階段中，烏干達政府也大刀闊斧地裁汰行政部門，上千人丟了工作。這樣的決定使國家的風險率驟然提升。儘管為改變投資者的認知，這種訊號戰略是必要的，可它還是顯得過於雷厲風行，難免要冒著製造一次政治反彈的風險。在第4部分，我將討論用何種方法能夠不這麼痛苦地獲取可信度。

私人資本的流出

資本流入的缺乏，只在半個層面上解釋了為什麼全球資本市場不為最底層的10億人開啟大門。另一半則在於他們自身的資本流出。這種資本流出多數是非法的，所以它是私下進行的。它被稱為資本外逃。為了查明資本是否在外逃出最底層的10億人，你需要掌握大量官方的資料。而這可是個浩大的工程，在我和凱茜·帕緹蘿、安珂·霍芙勒3個人通力合作之下，用了很長的時間才完成。

假設你生活在一個最底層10億人的國家當中，你又想從國外賺錢，這樣你就必須持有外匯——美元。而這常常是非法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所有的外匯必須以官方兌換率賣給中央銀行，那麼你應當怎麼做呢？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花招，其中之一就是偽造出口檔案。比如某人在向美國出口價值1000美元的咖啡。那個人向海關的一些人行賄，這樣檔案上便說只有500美元。用這種方法出口，就只用將500美元交給中央銀行。他便能將另外500美元賣給你，而你就可以將它存到國外的銀行裡。為找到這類勾當的證據，我們可以在資料上尋找不符之處——咖啡出口商賄賂的是當地的海關官員，而不是美國的海關官員，所以在美國交易後的檔案上會準確地記錄下來，是價值1000美元的咖啡進口到了美國。透過將出口資料和進口資料進行比對，再利用其他的不符之處，就能夠理清每個國家每一年的資本外逃了。例如，用這種方法你能夠發現，1998年奈及利亞的軍政府統治結束後，奈及利亞人有大約1000億美元的資本在國外。當我將這一情況通報給奈及利亞在阿布賈的中央銀行年度會議時，它成了一條爆炸性新聞。

第二部分　第26節：錯過的順風船：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的最底層10億人（7）

我們隨後對各國持有的私人財產的價值進行了逐年的估算。這聽起來或許很困難，但你可以用某種稱之為〃永序資金法〃的方法，依靠私人投資的資料將這種價值計算出來。最後，我們將外逃海外的私人財產與國內持有的私人財產放在一起，看看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