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頁)

直接介人　對華貿易。他與渣甸一道，皆是中國人眼裡聲名狼藉的人物，他們留在遠　東，於對華貿易不利。 威廉·渣甸閒居英國的莊園。詹姆士·馬地臣於1848年設立一間渣甸　洋行全資擁有的倫敦馬地臣公司。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30餘年問，香港渣甸洋行的大班依序是：亞歷山　大·馬地臣　（1842—1852年）；大衛·渣甸　（1852—1856）；約瑟夫·渣甸 （1856—1860）；亞歷山大·珀西瓦爾（1860—1864年）；詹姆士·惠代爾 （1864—1874年）。 他們均是渣甸、馬地臣兩家族的成員及親戚。其中馬地臣家族自19世　紀後期淡出遠東，主持倫敦的馬地臣公司。 渣甸這次來華的唯一“功績”，是否定了第二代掌門人慾將重點放在鴉　片貿易上。亞歷山大·馬地臣等五任大班，均採取兩條腿並走的方針，一　條腿踏在“正當經營”上，一條腿仍在鴉片貿易上行走。“正當經營”都是　前景廣闊，但目前盈利少甚至不盈利的專案，其資金來源，取自鴉片貿易　的利潤。 當時很多人指出：渣甸洋行吃力不討好推銷棉毛紡織品，是掛羊頭賣　狗肉，是為了掩蓋其販賣鴉片的罪惡。只有經濟史學家站在歷史的角度反　觀這段前史，才會發現他們井非如此。 有一點又是不可否認的，渣甸洋行是兩次鴉片戰爭前後最大的鴉片商。　1845年，香港審計總監向港督戴維斯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共有80艘飛剪　船出入香港運載鴉片，其中19艘是以渣甸洋行的名義註冊的。 渣甸洋行常年維持10只鴉片躉船，高峰時有14只，約佔整個中國東南　沿海鴉片躉船的1/3。五大通商口岸的開放，渣甸洋行看好上海優越的地理　位置以及廣闊的富饒腹地。渣甸洋行有4只躉船錨泊於吳淞口，據1850年渣　甸洋行鴉片貿易行情報表，該行月銷鴉片600餘箱，其中吳淞口站銷350箱。 當時的通訊聯絡靠飛剪船傳遞。總行每月編一冊行情報表送至各分站。　報表載有各國鴉片商的鴉片囤積量、飛剪船的出入、鴉片產地及銷地價格　漲落，等等。各站根據報表，決定入貨出貨及價格。 戰後英國第二大鴉片商是顛地洋行　（Dent　and　pany）。渣甸、顛地　壟斷價格長達10多年，他們的船長往往聯合行動，把船泊在第三者船的旁　邊，以削價的方式把對手排擠出局。 渣甸、顛地兩家的鴉片貿易“信譽卓著”、“鴉片質量上乘”，中國的鴉　片商樂意與這兩家打交道，通常不須檢驗鴉片的質量就進行交易。 Edward　Le　Fevour在《19世紀的渣甸洋行》一書中指出。“1850年前，　沿海的鴉片市場長期由渣甸與顛地兩家分享。” 收山勇退

…　頁面　21…

長期以來，眾多的小鴉片商只能成為大鴉片商的附庸　（將鴉片交他們　代理），或在大鴉片商的勢力範圍外生存。 大鴉片商壟斷與中國鴉片商單獨交易的局面，於1850年被打破。各輪　船公司紛紛開闢至各口岸的航班，為走私鴉片大開方便之門。 從50年代中期起，沙宣洋行從鴉片貿易中崛起，成為渣甸洋行的強大　對手。沙宣洋行長期向中英兩國出口印度原棉。1834年，大衛·沙宣（David　Sassoon）開始涉足向中國走私鴉片。沙宣洋行首次使渣甸洋行感到威脅，　是它與印度的英商採取聯合行動，在加爾各答拍賣中高價收購鴉片。 1860年，沙宣又採用渣甸、顛地三四十年代的戰術，在中國的口岸大　量低價銷售，從而挑起新一輪價格戰。沙宣有自己的銷售網路，沙宣的客　戶都是新一代中國鴉片商，他們早就不滿渣甸、顛地與中國大煙梟獨霸市　場。 鴉片貿易的暴利年代是19世紀30年代，盈利達百分之幾百。驚人的利　潤導致惡性競爭，鴉片供大於求。據劍橋大學存檔的渣甸洋行資料，19世　紀五六十年代，渣甸洋行自有鴉片貿易利潤率為15％，代理鴉片貿易利潤　率為4％。這比正常商品貿易利潤略高一些，因此，面對沙宣挑起的價格戰，　渣甸洋行大班作出抉擇：置之不理。 沙宣洋行進而釜底抽薪，欲切斷渣甸的鴉片貨源。沙宣的做法是，對　控制鴉片貨源而又願交易的印度商人，預支3/4的貨款。這樣使得大部分印　度鴉片商跟沙宣跑——其中有不少渣甸的老客戶。 渣甸陷於被動，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