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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開會討論，一討論便是幾個小時。前委不再是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卻成了各縱隊的“聯席會議”。起會來，非得各縱隊的頭頭腦腦全部到齊，少一個人就得等，等齊了才開會。“一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前委還認為這樣才是無產階級的辦法。因此當時全軍政治上失掉領導的中心。”共福建省委：《紅四軍部隊情況報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

中共紅四軍“八大”在上杭縣召開時，成了一次爭論不休的會議。光是為了選舉前敵委員會委員，就爭論了很久，最後來一個平均分攤，每個縱隊都有人參加前委，選了十七人之多。內中有個譚璽，是中共中央派往紅四軍工作的，當時正在一縱隊，沒有出席會議，可是有人提議他應該進入前委，說他如何如何的好，　會上宣傳了兩次，結果譚璽竟成為前委的常委！其實，當時他初來乍到，還沒有幾個人認得他為了補充兵員的不足，很多俘虜兵加入了紅四軍，由於沒有及時進行教育，他們把國民黨的作風帶進紅四軍：有人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有人打罵士兵，所謂“不打不成兵”；有人賭錢，誰贏了錢誰請客；紀律鬆懈，搜俘虜腰包、偷嫖女人

毛澤東復出之後，下力氣整頓紅四軍。他在作了一個月的準備之後，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九大”。他反對“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種“分割式的以各縱隊為條件”分配前委委員的方法。鮮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個條件的人才可當選前委委員，而不必考慮各縱隊之間的入選比例。毛澤東提出的三個條件是“政治觀念正確，工作積極，有鬥爭歷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陳毅的主持下，中共紅四軍“九大”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古田是上杭縣最北的大集鎮，地處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戶人家。這是中共黨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史稱“古田會議”。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

中共紅四軍“九大”的氣氛跟“八大”的截然不同。“八大”時“什麼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樣幹就怎樣幹”，“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中共福建省委：《紅四軍部隊情況報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這一回，會議開得井然有序，紅四軍的“三巨頭”分別作報告：陳毅傳達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會場上高懸四條標語，即“中國共產黨萬歲”、“反對盲動主義”、“反對冒險主義”、“反對機會主義”。會議只開了兩天。在聽了三個報告之後，透過了十二項事先起草好的決議，即《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員問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係問題》、《政治決議案》、《廢止槍斃逃兵決議案》、《接受中央指示決議案》、《擁護〈中央反對機會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的決議》。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會的主角是毛澤東。由他起草的決議《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後來改題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在這篇決議中，毛澤東歷數了八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一）關於單純軍事觀點；（二）關於極端民主化；（三）關於非組織觀點；（四）關於絕對平均主義；（五）關於主觀主義；（六）關於個人主義；（七）關於流寇思想；（八）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毛澤東起草的決議中，明確指出了紅軍的性質：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毛澤東起草的這一決議，被認為是“歷史性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為此文所加的題注寫道：“中國人民軍隊中的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後有廣大的發展和創造，現在的面貌和過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線還是繼承了這個決議的路線。”這一次改選前敵委員會委員，選出正式委員十一人，即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選候補委員三人，即楊嶽彬、熊壽祺、李長壽。內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層工作，毛澤東以“觀念正確，鬥爭積極”為由提名他們為前敵委員，即宋裕和（湘南農民）、李長壽（獨立團老兵）、田桂祥（湘南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