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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南昌市中心洗馬池，那裡的江西大旅社忽地戒備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外人莫近。這家大旅社是當年南昌首屈一指的豪華賓館，三年多以前周恩來等便是住在這裡發動八一起義的。十二月七日，蔣介石抵達這裡，召開“剿共軍事會議”。幾天之後的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國日報》的“南昌通訊”，便報道了蔣介石這一動向：“蔣主席為限期肅清贛境共匪起見，特電召十八、新五、新十五等師師長來省開軍事會議，並面授機宜，各師長將陸續由前方趕到，晚即在總司令部行營開會，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紹良、魯滌平及張輝瓚等十餘人”會後，蔣介石在南昌設立了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南昌行營主任，表明這次“圍剿”的聲勢不小。

蔣介石“面授機宜”，制定了“圍剿”的十六字方針：“長驅直入，外線作戰，分進合擊，猛進猛打。”他調集了十一個師兩個旅，約十萬兵馬，進行“圍剿”。另外，還派出三個航空隊，以造成空中優勢，因為紅軍沒有一架飛機，連高射炮也沒有。說實在的，那時的蔣介石，還沒有把毛澤東放在眼裡。他以為，作了這麼一番“面授機宜”之後，足以“蕩平共匪”。他在南昌逗留幾日之後，便帶著吳稚暉、周佛海、邵力子、陳布雷上廬山作逍遙遊，不久就返回南京去了。

毛澤東面對其勢洶洶的十萬敵軍，卻在那裡讀《孫子兵法》。他以為孫子所說的八個字，極有見地，那就是：“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儘管許多人主張“主動出擊，北上迎敵”，甚至提出“主動進攻九江南昌”，而毛澤東卻依據《孫子兵法》提出了四字方針：“誘敵深入”。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上，對“誘敵深入”方針作了闡述。他以為，當強敵撲來之際，紅軍應向根據地內撤退，不應硬拼，在退卻過程之中選擇有利時機、有利地形消滅敵軍。毛澤東在會上說：“退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前面，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儲存。”後來，毛澤東作了如此生動的形容：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闢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百○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澤東學林教頭，在蔣介石的十萬大軍面前退讓著。而根據蔣介石的“長驅直入”的方針，蔣的部隊也就隨著紅軍的退卻“長驅直入”了。在蔣介石諸將之中，有一位名喚張輝瓚。《民國日報》的“南昌通訊”中提及蔣介石“面授機宜”的將領之中，便有此公的大名。

張輝瓚是湖南長沙人，年長毛澤東七歲，曾在北伐戰爭時與毛澤東相識，不意如今成了交戰的對手。張輝瓚此人，是一員地道的武將：早年在清朝軍官講武堂學習，然後又去日本士官學校和德國學習。他比起毛澤東“強”多了，因為毛澤東連軍事學校的大門都未曾進去過，更不用說留日、留德喝洋墨水了。

張輝瓚在一九二四年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四師師長。一九二九年，出任南昌衛戍司令。一九三○年三月，兼任江西省“剿匪”總指揮。由於他屠殺共產黨人不眨眼，因此人稱“張屠夫”。這一回，“張屠夫”受命“剿匪”，趾高氣揚。他向部下發表訓詞：“吾黨與共匪勢不兩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還，願吾汝輩共勉之！”張輝瓚揮師南下，在樟樹鎮駐營時，第五十師譚道源的參謀長李家白曾去看望，記下了當時的印象：

張住一樓房。我師副師長森嶽邀我去看看他。一進大門，只見守衛士兵各荷自來得手槍及馬刀各一，槍柄吊金紅絲穗，佩繫頸上，刀柄系藍綢制的國民黨小黨旗；穿著嶄新的灰色軍服，看來十分威武。大門口站四個衛兵，樓梯上下各一個，房門口又站一個。張素愛排場，這時更令人刺目。我們見面彼此客套一番。張正為人謀差使，寫好了介紹信，叫“來人”，一馬弁（當時通稱衛士為馬弁）應聲進來，張命：“叫特務連長拿我的私章來！”一會兒，特務連長進來拿出師長的私章蓋上，仍把私章帶去（特務連長張達泉系張的胞侄）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圍剿”的源頭之役》，《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五輯。

江西中部的東固，駐有紅軍主力。因此國民黨新編新五師師長公秉藩和張輝瓚，分別率部朝東固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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