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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遠遠高於毛澤東。他甚至還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斯大林會見過項英，誇獎過他，還送了一支手槍給他，這使項英在中共黨內的聲望驟升。

自一九三○年八月起，項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項英傳達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傳達了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的批判。內中，還傳達了六屆三中全會作出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決定立即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強和統一中共中央對各蘇區黨的領導。這一新的機構，命名為“中共蘇區中央局”。顯然，這“中共蘇區中央局”，成了蘇維埃地區的中共最高領導機構。關於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早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的《中央關於在湘鄂贛三省成立蘇區中央局給長江局的信》中，已經指出：“中央決定在湘鄂贛三省蘇維埃區域中，成立蘇維埃的中央局，以指導所有的蘇維埃區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組織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最初人選是關嚮應。關嚮應是滿族人，一九二四年曾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回國後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只是關嚮應赴任時，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一九三○年十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改派“江鈞”前往蘇區。中共中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寫及：“蘇區中央局在江鈞同志未到達以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志代書記。”可是，當時正忙於作戰，擬議中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並未建立起來。直至項英到達蘇區，這項工作才終於落實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鎮正式成立，書記並非毛澤東，而是周恩來。由於周恩來尚在上海，因此任命項英為代理書記。這樣，項英成了蘇區的中共最高領導。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由九人組成：周恩來（未到）、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未到）、餘飛（未到）、曾山及湘贛邊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當時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一九三○年十月七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曾山當選為政府主席。一月十五日，在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同時，又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毛澤東、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軍事的最高領導機構。這樣，在蘇區，形成了項英、毛澤東、朱德“三駕馬車”的新格局。項英成為蘇區的最高首長。

李立三的下臺，使毛澤東又渡過了一次政治危機。不過，項英當時並不認為李立三是路線錯誤，而只是策略的錯誤。項英的到來，並非徹底扭轉李立三路線在蘇區的影響，反而不時和毛澤東產生新的矛盾

第三部分：馳騁贛南“齊聲喚　前頭捉了張輝瓚”1

攻南昌，戰長沙，雖說毛澤東迫不得已，卻聳動了視聽，成為國民黨報紙上的“熱點新聞”，連篇累牘地加以報道。於是，紅軍名聲大振，毛澤東也名聲大振。

毛澤東成為街談巷議的傳奇人物，如他所憶：

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指毛澤東家鄉湘潭——引者注）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種我的地的人，說我回來看我的地了，看看地裡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斯諾：《西行漫記》，第一百五十一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澤東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農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為懸了很大的賞格不論死活要緝拿我、朱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斯諾：《西行漫記》，第一百五十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澤東名震中國，蔣介石把他視為心腹之患。無奈，從一九三○年五月起，蔣介石正忙於“蔣、閻、馮中原大戰”，跟閻錫山、馮玉祥逐鹿中原，打得不可開交。到了一九三○年十月，“蔣、閻、馮大戰”以蔣介石取勝而告終，蔣介石便騰出手來，對付毛澤東。

蔣介石在一九三○年八月五日，任命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何應欽受命伊始，說了一通“深刻”的話：

“各省從前剿匪，大都不免省界觀念，能將共匪驅出省界即為了事；他省如何不欲過問。故匪等東擊西竄，不能根誅盡絕，反而愈延愈廣。國府因見及此，特命行營負此專職，統籌兼顧，謀根本解決，以矯正前此之流弊。”這麼一來，也就從過去的“會剿”，改為“圍剿”。蔣介石在十月七日攻佔鄭州、平定中原之後，便確定贛南為“剿匪重點”，著手部署第一次“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