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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澤東：

如果認為這次攻贛州是立三路線，那便不瞭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和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那便是反立三路線為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我們應給這個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尤其是在撤圍贛州後反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和失敗情緒便成為紅軍及黨內的主要鬥爭。這麼一來，毛澤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他要受到“致命的打擊”！《訓令》寫及“江口會議”作出的戰略部署：在目前政治形勢下，工農紅軍應當發展革命戰爭，爭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在江西紅軍應當擴大蘇區，貫通贛江兩岸的蘇區，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創造蘇區來包圍贛江流域的幾個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樟樹，以便利於我們迅速地奪取這些城市，這樣來爭取江西的首先勝利

按照“江口會議”的這一部署，以朱德為主席的“中革軍委”釋出命令，把紅軍重新編為三個軍團，即一、三、五軍團，分為三路進發。紅三軍團，由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委，向贛江西岸出擊，然後向北發展，稱“西路軍”。中路軍為紅一軍團，任命林彪為總指揮，任命進入蘇區不久的聶榮臻為政委，羅榮桓為政治部主任，從贛江東岸向北發展。

紅五軍團由季振同為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蕭勁光為政委，由朱德坐鎮，在贛南蘇區協調西路軍和中路軍。

毛澤東被分配在中路軍，名曰“隨軍行動”。這時的毛澤東是政府主席，並無軍職，但紅一軍團實際上就是原紅一方面軍，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隨軍行動”，實際上成了總指揮——雖說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軍隊有點“名不正、言不順”，但毛澤東不顧這些。他在“江口會議”結束之後，便來到了紅一軍團。

毛澤東隨紅一軍團出發，走到半路，他便說服了林彪和聶榮臻，改變了行軍的方向：放棄原定北進計劃，改為向東，朝閩西、閩南進軍。據聶榮臻回憶，毛澤東是這樣陳述自己的見解：沿贛江向北沒有多少發展餘地，國民黨“剿共”的大本營就設在南昌。如今向西發展，有贛江梗阻，大部隊往返不方便。向南發展則必然會和廣東部隊的主力頂牛。只有向東發展最有利。向東則一來有閩西老根據地作依託，二來閩南尚有廣闊的發展餘地，是一個最好的發展方向。《聶榮臻回憶錄》，上冊，第一百四十頁，戰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澤東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東的有利，林彪和聶榮臻擁護他的主張，覺得應該按毛澤東的意見辦。於是，經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軍改成了東路軍，向東進軍了。這麼一來，東路軍便掌握在毛澤東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戰略意圖，又“導演”出一出不亞於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新戲”來。這時，駐守閩西、閩南一帶的是福建軍閥、號稱“閩西王”的張貞。

張貞是福建最南端的詔安縣人。一九一八年，三十五歲的張貞趁著軍閥混戰，在閩南拉起一支“民軍”，曰“福建靖國軍”。由此起家。後來，他到北京陸軍大學“鍍金”，回到福建後便成了“福建自治軍前敵司令”。名聲雖好聽，手下其實只有幾支收編的土匪民軍而已。北伐時，張貞成了“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四師”師長。那時，陳伯達成了他的秘書，佩少校軍銜。一九二九年，蔣介石任命張貞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張貞的部隊，其實是一支雜牌軍，有一雅號曰“戰無不敗的‘豆腐軍’”。可是，這位張貞“將軍”偏又愛擺派頭，曾規定漳州各商戶每月必須繳“飛機捐”，湊齊七十萬銀元，向國外購了舊式油布練習機和偵察機各兩架，運輸機一架，開闢了機場。那飛機在漳州上空飛來飛去，十分神氣。其實那飛機堪稱“飯桶飛機”。一天，該師國民黨黨部書記長吳光星搭乘偵察機，那飛機在半途中飛越龍門嶺時，竟掛在松樹上！書記長先生受傷不用說，那架飛機用了幾十人拉、抬，才運上公路，最後用大卡車載回漳州修理。還有一次，張貞坐飛機由永定回漳州，家屬早早在漳州機場迎候，卻久久不見空中有飛機的影子。事後才知，“飯桶駕駛員”弄錯方向，把飛機飛到廣東潮州去了！

毛澤東選擇了東進，選擇了張貞的“豆腐軍”為攻擊目標，充分顯示了他的聰明——專揀“豆腐”欺！果真，紅一軍團跟張貞部隊在福建龍巖縣一接觸，首戰便告捷，殲敵六百八十五名，一下子就攻佔了龍巖縣城。接著，毛澤東確定下一步目標：攻取閩南重鎮、張貞老窩漳州。漳州的屏障是天寶山，張貞派了兩個旅固守。在毛澤東指揮下，林彪、聶榮臻率部兩天趕了一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