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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應，使李德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著。李德板著面孔，硬著頭皮聽著張聞天對他的當面的尖銳批判。博古則埋頭記筆記，張聞天的“反報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雖說他想同志們可能會對他的報告提出一些意見，但他絕未想到是這樣徹底地否定他的報告“正報告”、“副報告”、“反報告”，這三個報告構成了遵義會議不尋常的旋律。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毛澤東發射重磅炮彈

毛澤東也在大口大口地抽菸。平日，他在各種會議上，如同他指揮作戰一樣，喜歡“後發制人”，總是等大家都講得差不多了才發言。這一回，卻一反常態。當張聞天剛剛結束了“反報告”，毛澤東就開腔了。

毛澤東手裡也拿著幾張紙。不過，那不是發言提綱。他的意見早已爛熟於胸，用不著寫發言提綱。那紙上的字，是博古作“正報告”時，他隨手寫下的一些需要加以批駁博古的觀點。在與會者的印象中，毛澤東的發言時間最長，大約持續了一個半小時。他的發言，要比張聞天幽默、辛辣，不時使會場爆發揶揄的笑聲——唯有博古和李德不笑。很遺憾，迄今未曾查詢到毛澤東發言的原始記錄，不過，周恩來回憶，毛澤東的發言用了三個“主義”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即“先是冒險主義，繼而是保守主義，然後是逃跑主義”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彙報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毛澤東概括的這三個“主義”，頗為深刻：“先是冒險主義”——指的是打贛州，“奪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繼而是保守主義”——指的是廣昌之役，陣地戰，堡壘對堡壘；“然後是逃跑主義”——倉促突圍，實行逃跑。

周恩來回憶，毛澤東說這次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陳雲則回憶：“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陳雲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見遵義會議紀念館同志的講話。據遵義會議紀念館資料。《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他的話形象而又生動：“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毛澤東用了這樣一段話回顧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起勁地反對“遊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複，“遊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裡產生的，而山裡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罈罈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依次變為拼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毛澤東的一席宏論，層層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實際上，他的長篇講話，才是遵義會議的真正的“正報告”、“主報告”。在毛澤東講畢之後，王稼祥從躺椅上欠起，站了起來，激動地發言。周恩來勸他坐下，他就坐著講。遵義會議是王稼祥提議召開的。前些天，有人勸他：“你正生病，會議不必參加了。”他答道：“這是頭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擔架去開會！”王稼祥的發言很乾脆，直截了當地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完全贊同張聞天、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