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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爐上。

從前線趕回的林、聶住在附近，彭、楊住在柏公館樓下。只是李卓然、劉少奇尚在途中。吃過晚飯後，人們陸陸續續來到客廳。當毛、張、王從新城抵達這裡時，與會者差不多到齊了。這時，牆上掛鐘發出當、當七聲響，會議也就開始了。

毛澤東和張聞天，緊挨著那張藤躺椅而坐。藤椅在掛鐘的下方。李德遠遠地離群而坐，坐在門口那兒，伍修權緊挨著他而坐。博古和周恩來坐在會場中心。會議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隨便找個椅子、凳子坐。正中牆壁上，掛著一張馬克思的像。博古的自我感覺似乎不錯。他在宣佈開會之後，就拿出一疊紙，開始作報告。因為事先定下會議的議題是對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的第一階段（即從江西出發至攻下遵義）進行總結，博古的報告圍繞著議題，以中共中央負責人的身份，一五一十地進行總結。博古在談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時，強調了國民黨軍事力量的強大，強調了全國革命力量的薄弱，卻不去檢討“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博古的報告大約持續了一個小時。他的報告被稱為“正報告”，又稱“主報告”。博古的報告結束之後，作為“三人團”成員的周恩來作“副報告”。周恩來是中央軍委負責人，著重談軍事問題，他檢討了“三人團”指揮上的重大失誤，並主動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博古和周恩來報告的不同傾向，連李德也聽出來了（伍修權在他的一側給他現場翻譯）。他在《中國紀事》中寫道：“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因素上，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李德的這句話，倒是頗為準確地概括了“正報告”和“副報告”之間的不同。周恩來的“副報告”，講了半個多小時。接著，博古希望與會者對正、副報告加以討論——直到這時，博古仍在按照他事先預想的會議程式在進行著。博古的話音剛落，張聞天馬上開始發言。張聞天從衣袋裡掏出一大疊紙頭，清楚表明他事先作了充分準備，寫好了發言提綱。如楊尚昆所憶：

他作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為主導的。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毛澤東在長征開始時提議毛、張、王在一起行軍，入遵義後三人又同住古寺巷，長時間切磋，其結果便是張聞天手中的這份發言提綱。寫過長篇小說的張聞天，思路清晰，擅長表達，他的發言一下子就震動了會議。他的發言，大體上也就是後來由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

張聞天的第一句話，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驚。他說：聽了博古同志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和周恩來同志的副報告之後，我們認為博古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張聞天的報告，打亂了博古的會議程式。他一口氣也講了一個來小時，完全持與博古相反的

觀點，人稱“反報告”。張聞天指出：博古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把第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同時對於目前的革命形勢卻又估計不足，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第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張聞天把博古的正報告稱為“機會主義”，把博古一下子鎮住了。李德大口大口地抽菸。張聞天照著提綱發言，指名道姓地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以下的這些非常尖銳的話，均摘自後來由張聞天寫成的遵義會議決議之中：由於對堡壘主義的恐懼所產生的單純防禦路線與華夫同志（即李德——引者注）的“短促突擊”的理論，卻使我們從運動戰轉變到陣地戰，而這種陣地戰的方式僅對於敵人有利，而對於現時工農紅軍是極端不利的。

我們突圍的行動，在華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鬥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博古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特別指出博古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博古同志在這方面應負主要的責任

張聞天的一席“反報告”，使會場群情激憤。積壓多日的對於博古、李德錯誤領導的怒火迸發了。幸虧進了遵義，香菸有了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