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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對於毛澤東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勝利。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曾寫及：“博古指望，或遲或早會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王明是中共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恢復聯絡，並‘糾正’現時的政治路線。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懼的。”連李德也承認，陳雲成功地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使命，向共產國際陳述了遵義會議的決議，爭取到共產國際的支援。另外，毛澤東所採取的策略，此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遵義會議能夠被共產國際所接受：第一，決議肯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臺以來“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第二，以張聞天代替博古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博古仍為中共中央常委；第三，決議把博古的錯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而實際上是“左”傾機會主義。這樣，也就大大減少了王明這一“阻力”。這三點策略，顯示了毛澤東的智謀。

陳雲和潘漢年圓滿的蘇聯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狀”的勇氣。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張國燾發起了嚴重挑戰

就在陳雲、潘漢年在莫斯科彙報之際，消瘦的林育英正在蒙古的沙漠中艱難地跋涉。作為共產國際的特使，林育英肩負重任。他的使命原本是向中共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恢復中共和共產國際的聯絡。為此，他在臨行前把共產國際“七大”檔案背得滾瓜爛熟，並“印”在腦海中。然後，雙手空空，不帶片紙隻字，萬里征程，朝中國進發。怕坐海輪到上海轉赴內地太費時，而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大鐵道進入東北又很危險，因為東北已被日軍佔領，於是他竟從蒙古縱穿沙漠，直奔陝西，尋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的到來，對於中共中央來說，也是一場“及時雨”：這位小商人打扮的神秘人物，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達陝北定邊，馬上就趕往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原原本本地倒出了“印”在腦海中的共產國際“七大”檔案，這就使一年多失去跟共產國際聯絡的中共中央得知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最新指示。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正面臨著分裂的嚴重危機，毛澤東正面臨著張國燾的嚴重挑戰。林育英支援了毛澤東，這為解決這場危機作出了可貴的貢獻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戰勝了博古、李德之後，張國燾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首先發起了挑戰。張國燾此人，既有頗強的組織能力、活動能力，又有很強的領袖慾。這一點，早在中共“一大”時，就充分顯示出來。那時，他只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陳獨秀、李大釗的門徒，來滬之後很快發覺中共“一大”的組織者、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李達跟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之間有所齟齬，當即乘隙而入，反客為主，成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後來中共“一大”選出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成為中共最早的三位領袖人物中的一個。雖說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之後的地位時浮時沉，不過，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推選三人為常委，張國燾仍是三常委（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之一。此後不久，決定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周恩來赴江西中央蘇區。

張國燾和陳昌浩一起於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由顧順章護送前往鄂豫皖根據地。不久，張國燾擔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從此，他一直是那裡的首腦。鄂豫皖根據地是當時僅次於江西中央蘇區的紅色區域。正因為這樣，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時，張國燾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副總理”，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後來，由於蔣介石一次次“圍剿”，張國燾的鄂豫皖根據地不斷西移，一九三二年底移至川陝邊區，改稱川陝根據地。

當朱毛紅軍整編為紅軍第一方面軍時，張國燾所率紅軍整編為紅軍第四方面軍，成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軍第二方面軍由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無第三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以徐向前為總指揮，陳昌浩為政委，而張國燾為軍委主席。紅一方面軍在湘江之役後，損失過半，兵力只有三萬多人，而紅四方面軍因在川陝根據地未動，所以擁有五個軍八萬多人，超過紅一方面軍一倍多！

一九三五年三月，紅四方面軍也開始長征，進入四川。六月十六日，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於四川懋功。張國燾在一九六六年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的《我的回憶》中這麼寫及：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和一些高階軍政幹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們。我一看見，立即下馬，跑過去，和他們擁抱握手。久經患難，至此重逢，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