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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電臺遭到破壞。從此，中共中央上海局與瑞金失去了無線電聯絡。於是，在瑞金的中共臨時中央，也就失去了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無線電聯絡。本來，王明透過無線電報“遙控”瑞金，這下子鞭長莫及了！李德對此事極為遺憾，他在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寫道：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這個問題（指與粵軍陳濟棠進行秘密談判——引者注）的無線電往來，是一年半中最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海局連同電臺都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查獲了。這樣，我們同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聯絡完全中斷了。由此而來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絕，對以後事態的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

李德所說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即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由此，王明無法再對中共中央發號施令，只能在莫斯科乾著急。由此，博古、李德無法用共產國際（實際上是王明）這張王牌來壓服毛澤東。由此，中國共產黨在“同外界完全隔絕”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處理黨內事務。由此，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這一系列的會議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舉行。由此，遵義會議得以順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削除軍權。由此，中國共產黨可以不經共產國際的批准，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領袖——張聞天接替了博古。

張聞天從“雞鳴三省”的那個小村子起，實際的職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並沒有這樣的稱謂。這是因為自向忠發被捕後，中共中央便不設總書記。博古的實際職務也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隻稱“中共中央負總責”。張聞天接替他，因此也只稱“中共中央負總責”。這在當時陳雲的手稿中，就已寫得很明白：“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此後，張聞天還曾公開發表啟事，否認他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之稱。那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武漢《新華日報》在第一版所載《張聞天（洛甫）啟事》：廣州《救亡日報》三月二十七日載有署名洛基者所寫的所謂“張聞天論抗戰諸問題”。洛基君指此稿為他在二月十二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先生之談話”，本人特鄭重宣告：

（一）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記錄內容未經本人看過，因此，本人對該談話不負任何責任。

（二）中共中央設有由數同志組成之書記處，但並無所謂總書記。

也就在那個“雞鳴三省”的小村子裡，在進行常委分工時，開始授予毛澤東以軍權。陳雲手稿中寫及：“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表明毛澤東可以著手過問軍事，雖說還只是周恩來的“幫助者”。博古呢？他在失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職後，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委員職務。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起，他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冒雨傾聽傳達遵義會議決議

張聞天走馬上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透過由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們二月五日在那個“雞鳴三省”的小村子裡剛開過常委會，翌日行軍至扎西鎮，又接著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從二月六日開至二月八日。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史稱“扎西會議”。扎西是雲南省東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個鎮。從一九三六年起，那裡設立威信縣，縣政府設在扎西鎮。威信縣地處雲南、貴州、四川交界處，可謂“雞鳴三省”之縣。二月八日遵義會議的決議，在扎西會議上透過。正因為這樣，決議的標題之下，醒目地標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透過”。只是由於最初找到的那個油印本，上面少了一橫，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透過”，造成莫大的歷史的誤會，使歷史學家們徒費了許多腦筋。

扎西會議透過了遵義會議決議，至此，遵義會議才算最後完成。作為遵義會議的精髓的，是遵義會議決議。研究這份決議的三種不同的“歸宿”，是頗為耐人尋味的：它被收入《六大以來》一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歷史文獻。它被收入一九四八年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成了毛澤東著作，那也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澤東的。

它又被收入一九九○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文集》，成了張聞天著作，這也還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它是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這三種不同的“歸宿”，綜合起來，倒是說出了一個意思：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