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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遵義會議後的第四十六個年頭——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據陳雲的建議，也概略地論及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共歷史。對於遵義會議，是這樣高度評價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

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儲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啟中國革命勝利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遵義會議後的第五十六個年頭——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又一次高度評價遵義會議：在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的時候，敵人的瘋狂“圍剿”，加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使革命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國內外敵人曾斷定我們黨要徹底失敗。在這個關鍵時刻，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撥正了革命的航船。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勝利地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徵，奇蹟般地開啟了革命新局面。以上所引述的從毛澤東到江澤民的對於遵義會議的評價，語調都是極為嚴肅的，都是字斟句酌的。在這裡，不妨引用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在一九八六年所寫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動卻又不失準確的一段話：遵義會議之後，一切都變了。這是分水嶺——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領導權，而且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宣佈獨立於莫斯科的指揮棒。在以後的二十五年裡，世界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獨立性，但斯大林卻早已把這種獨立性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了。遵義會議還標誌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政治大聯合，從此以後，他們一輩子保持了這種夥伴關係，至少一直保持到他們去世前的一兩年。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第一百五十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當然，也有激烈反對遵義會議的人，李德便是一個。他在一九七三年由民主德國迪茨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對於他在遵義會議中的失敗，仍耿耿於懷，咬牙切齒之聲可聞。不管怎麼說，中共“一大”是中國共產黨崛起的起點，遵義會議是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起點。遵義會議和毛澤東的名字緊緊相連。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漫長的四十一個春秋，毛澤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程序，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富有影響的人物。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陳雲赴蘇爭得共產國際承認遵義會議　1

作為毛澤東的政敵，李德對遵義會議充滿敵意，這是容易理解的。不過，他的《中國紀事》中，有一句話倒是說得頗為準確：“在遵義會議之後的最初幾年裡，他的權位相對來說還不夠穩固。”李德所說的“他”，當然指的是毛澤東。

確實，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曾經受到嚴峻的考驗和嚴重的挑戰遵義會議之後，首先要做的是向共產國際彙報。因為當時中共畢竟是受共產國際領導，是共產國際之下的中國支部，如此重大的決定——改換領袖、改變路線，需要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尤其是這次會議矛頭所向，正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他勢必會向共產國際“告狀”。儘管由於上海的秘密電臺遭到破壞，使得中共和共產國際失去聯絡，但作為中共新領導，不能不考慮透過其他途徑設法向共產國際彙報。

就在這個時候，任弼時給中共中央來電，告知獲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一九三四年八月遭到破壞。於是，張聞天和毛澤東考慮，需要派人前往上海，一則恢復白區地下工作，二則在上海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絡，彙報遵義會議的情況。派誰去呢？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的時候，潘漢年重入遵義，在街頭忽然接到通知，說是洛甫有要事找他。

潘漢年趕緊到張聞天那裡，才知中央決定派他去上海，去尋找上海地下黨，尋找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潘漢年，理所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跟十九路軍談判，跟粵軍陳濟棠談判，點將都點到他頭上。他靈活機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經驗。當然，潘漢年沒有出席遵義會議，還需要另派一位職務更高的人物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張、周、陳、博五常委之中，毛、張、周無法離開紅軍，博則不合適，唯有陳雲去上海是最恰當的人選。於是，中央決定潘漢年先行一步，然後陳雲再去上海，恢復並主持白區工作。也真巧，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