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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成是遵義會議。其實，這裡所說的遵義會議是廣義的，即前有發展過程，後有完善過程：遵義會議前的發展過程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後的完善過程是“雞鳴三省”常委會、扎西會議直至苟壩成立“新三人團”。正因為這樣，關於毛澤東和遵義會議的關係，有著各種評價：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一九九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說，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上說：“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九九六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中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些提法大同小異。這裡所提到的遵義會議，實際上是指廣義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歷史的進展，日益受到注目——因為它是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起點，隨著毛澤東的聲望的不斷提高，人們這才逐漸意識到這一起點的重要性，這一歷史的選擇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澤東從遵義會議起，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這漫長的四十一年間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領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程序，影響了世界的歷史程序，這一起點也就益發顯示了它的重大的歷史意義。誠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那十三位來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館所舉行的中共“一大”，成為中國歷史上紅色的起點，也是隨著中共的日漸壯大以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益發顯示了它的重大的歷史意義。從以下權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對於遵義會議的認識的演變過程——一九三六年夏，當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毛澤東時，毛澤東沒有提到遵義會議。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只提到這麼一句話：“紅軍攻佔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佔領了他在遵義的洋房”。實際上，他把柏輝章誤以為王家烈了。毛澤東提到了“遵義的洋房”——柏公館，沒有提到在那“洋房”裡開的會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這麼提及遵義會議：反“遊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呵！博古，作為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物件，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這樣評價遵義會議：

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長征軍事計劃全錯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長征軍事計劃——引者注），使軍隊有被消滅的危險，所以能儲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組織上也做了結論。

秦邦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黨史通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為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一位理論家姿態，對遵義會議作出四點評價：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黨史通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為黨的正式檔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嚴謹的筆調評論遵義會議——此時離遵義會議已有十個年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