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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當場透過的嗎？為什麼決議收入一九四九年版的《毛澤東選集》？起草者會不會是毛澤東？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逐步查清歷史的“黑角”2

歷史學家在探索著，一次次走訪健在的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出席者們的回憶，固然為解開歷史之謎提供了許多線索；但是，原始文獻的發掘，依然是歷史學家所十分關注的。令人遺憾的是，那麼多年，關於遵義會議的原始文獻，只找到一份決議油印本。一次重大的進展，發生在一九八二年——距遵義會議四十七年之後。那是位於北京遠郊的中央檔案館，有一批五十年代從蘇聯運回的檔案，內中有一份重要手稿。這份手稿是用藍黑墨水在“拍紙簿”上寫成的，豎行，共八頁。手稿開頭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這表明，這是關於遵義會議的一份原始文獻。可是，只有“（乙）”，卻沒有“（甲）”！手稿的右側下方，寫著的阿拉伯數字頁碼，倒是從“1”開始，末頁為“8”。這份手稿，透露了許多前所未聞的重要史實。雖然早在五十年代，中央檔案館已經注意到這份手稿，但由於手稿無署名，有“（乙）”無“（甲）”不完整，未敢公佈這一手稿（本書作者在遵義會議紀念館檔案室查到中央檔案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該館的信，內中已引用這份手稿中的一些內容注）。

這是誰寫的？是一份什麼樣的檔案？中央檔案館在一九八二年決定送遵義會議健在的出席者們審看。鄧小平看了，楊尚昆看了，認不出是誰的筆跡。伍修權作為李德的翻譯，出席了遵義會議，他的記性不錯，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權看了，也認不出是誰的字。

陳雲也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當時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接到這一手稿的是陳雲秘書朱佳木。本書作者採訪了朱佳木，他回憶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給了陳雲同志。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叫我。我進了他的辦公室。他說：“這是我寫的！”他的話，使我又驚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說這是陳雲同志寫的字。據陳雲同志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時寫的傳達提綱（本書作者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在北京採訪朱佳木）由於陳雲確認這份手稿是他寫的，這份關於遵義會議的重要原始文獻的來歷便得以查清。

胡喬木對這份手稿進行考證，認為這份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行軍途中，因此寫作時間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這一段時間內。陳雲看了胡喬木就這一問題寫給他的信說：“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但我同意你們考證的時間。”

陳雲手稿提及許多前所未知的關鍵性史實。這份手稿的確認，使有關遵義會議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陳雲手稿先在內部發行的《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上發表，接著，又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那一天，正值遵義會議五十週年紀念日。

陳雲手稿中指出：遵義會議“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這表明決議的起草者是張聞天，而且決議不是在會上透過的，卻是在會後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審查透過。此後，一九八三年，殷子賢和史紀辛在中央檔案館發現遵義會議決議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寫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透過”，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威信縣（扎西）開會，透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二月十六日印”，這表明，最初發現的那個油印本，是後來在陝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誤寫成“一月”——少了一橫（也可能是那一橫刻得太輕，沒有印下來），給歷史學家們帶來多大的誤會和麻煩！那種關於把“17”誤寫成“八”的解釋，也就“告吹”了！

陳雲的手稿中寫及：遵義會議“經過三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既然依據周恩來的電報，確定會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經過三天”，也就在一月十七日結束。這樣，遵義會議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對於遵義會議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證　1

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名單，歷史學家排了好多遍，一直未能弄清楚。按照慣例，出席者的名單，在會議記錄上可以查到。遵義會議是有會議記錄的。周恩來回憶說是鄧小平作記錄。可惜，遵義會議的記錄，迄今未曾見到。從會議記錄上，不僅可以查到出席者名單，而且可以查到出席者的發言。會議記錄是最為重要的原始文獻。其實，遵義會議的記錄不止一份！除了鄧小平所記的那一份會議的正式記